4.红军战略转移的准备（第4/8页）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革军委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6月下旬，红七军团军团部和所属第十九师受命从福建连城回到瑞金，待命北上。7月初，中革军委命令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深入到闽、浙、皖、赣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并力争“建立新的苏维埃的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力量，促其“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363]红七军团由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全军团共计6000余人。

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连城、永安，于下旬进入闽中。随后进到尤溪地区。29日，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此时，中革军委突然改变原定计划，命令红七军团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8月1日，攻占福州近郊水口，威胁福州。同时正式向部队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2日，红七军团从水口绕道大湖向福州进发，7日进抵福州西北郊，当晚对福州发起试探攻击。对此，国民党军预有准备，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第四十九师也经上海驰援，红军缺乏攻坚装备，兵力有限，被迫撤出战斗。红军进迫福州，中革军委意在围魏救赵，以此缓解闽西一带国民党军对苏区的压力，对此，蒋介石一度因难以摸清红军的意图：“闽北匪情是否另辟匪区，抑仅系牵制东路而窜扰耶”，而为之“心颇不安”。[364]不过，红军北上兵力毕竟有限，国民党方面很快看清了这一点：“东路军总部探知其诡谋，密调劲旅，兼程进剿，闽西国军仍向石城长汀一带迈进，并末因之移动”；而先遣队的实力却因之“完全暴露”：“赤匪的诡计和实情，已经给我方看破了，所以我方对前方剿赤的军队，不调一兵一卒，以致松懈前方清剿的工作，只由他方面调来有余的兵力，已经可制这些残赤的死命了。”[365]

攻打福州失败后，红七军团向闽东地区转移，8月下旬，进入浙西南地区。9月初，转进至闽北苏区休整、补充。9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对原定行动计划作出补充：要求：“继续彻底的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366]在执行上述两项中心任务时，首先在浙西一带活动，破坏交通和铁路线，支援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9月7日，中革军委又电批评：“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使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367]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中革军委出动红七军团北上，旨在使其于浙西一带牵制国民党军，尤其红军战略转移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时，这一要求更加迫切。但是，红七军团深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域后，所遇困难确实相当严重，保证部队的生存成为执行任务的必要前提。

面对不利局面，红七军团仍然尽力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根据中革军委指示，9月9日，红七军团转到浙西一带活动，18日抵遂安白马，接中革军委电令：“主力应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368]中革军委还要求，攻占遂安后，“于安徽边境淳安、寿昌、衢县、开化的范围内发展游击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并在“浙皖边境，约在徽州、建德、兰溪、江山、屯溪地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369]根据这一命令，先遣队派出侦察分队，至遂安附近了解敌情，准备袭取遂安。但国民党军在此严阵以待，国民党方面报纸报道：“省方开往部队昨已安全到达遂安县城，防地并已布置就绪，龙游、寿昌、淳安、衢县均已派定相当部队向遂安西南北三方面严密防堵，东西则有陈调元派队开入遂境，负责进剿，包围之势已成”[370]，红军军事上处不利态势。另外，从政治上看，浙西一带群众基础薄弱，“常、遂交通一带之群众很差，几次逃跑一空，连向导均无人找到……因此，在我们的行动上均难以秘密”。[371]七军团指挥员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