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7/11页）

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近日李黄陈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汪院长亦已赞成，其事必实现。如此恐伯南调赣南部队回粤，又碍中央剿匪计划。故中迟迟未肯下令也。前日罗师长回赣时托其面述此情，并派其往见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于私皆有为难。[175]

虽然心有戚戚，但蒋介石当时没有其他安置十九路军的办法。十九路军的抗日英名，蒋介石自身刚刚复职的脆弱，使其最终不得不同意十九路军赴闽。

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福建和粤桂形势，透露出南京中央图闽的隐秘动机：

蔡对闽省客军极仇视，而于卢兴邦部为尤甚，常欲伺机解决之。闻中央接济卢部机枪五十挺迫击炮八尊之讯为蔡所悉极度不安。2.刘珍年之调驻浙东与闽北，配之以卢兴邦与刘和鼎诸部在蔡视之为中央对十九路军之包围。3.中央此次调六十师赴赣剿匪在蔡视之为有分散其兵力。

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消，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176]

1933年5月，十九路军的老上司陈铭枢游欧回国，开始积极筹划反蒋。参与陈铭枢策划的梅龚彬回忆，陈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上策）是联合粤桂反蒋；如果陈济棠不肯参加的话，就执行第二种方案（中策），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如果陈济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采取第三种方案（下策），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177]陈铭枢的活动，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讯息，与粤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早在6月15日就电蒋报告广州方面的异动，提醒蒋“恐将有军事行动”；17日，更直接点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虚，不肖生心，乘虚冒进固愚妄所为，但天下乱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为备，使之知难而退，弟固确有所闻故力言之，并非欲轻启兵衅也。”[178]汪精卫在此故作玄虚，并未点明具体的犯浙者，但衡诸时、地二势，有可能对浙江构成威胁的，必为福建无疑。

其实，陈铭枢的活动，蒋介石多有掌握。在陈铭枢接触陈济棠、胡汉民未取得进展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陈铭枢等联合反动，似告失败，则西南渐稳。”[179]17日，他致电吴铁城时表示：“西南一切酝酿，一切误解，应恳切劝导，设法消弭，必尽其在我。如仍逞私见，害大局，吾人职责所在，固不容瞻顾畏缩也。”[180]虽然对广州方面和陈的活动有所警戒，但蒋的判断还是偏于乐观，认为其一时难成气候。8月，吴铁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81]

作为在长期内部混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对陈铭枢的活动完全掉以轻心。虽然按照蒋介石惯常的坐观其变处事方式，他未对福建方面和陈铭枢采取积极行动，但并不意味着对此无所作为。准备第五次“围剿”时，蒋在浙赣闽边区部署警备部队5个师另4个保安团，这样的重兵配置，极具防备闽方的意味。尤其是1933年9月，蒋介石令国民党军进攻位于闽赣边境的黎川，应为一石二鸟之举，既防范赣南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对其后来的进兵福建也大有裨益。

1933年10月，陈铭枢活动益繁，陈济棠曾电蒋介石，请其适当安置陈铭枢、李济深，以免引起异动，但未得到蒋的积极回应。[182]稍后，蒋介石又接到戴笠的报告：“陈铭枢前来闽用意在与蒋蔡密商联络桂系倒蒋，以求西南切实联合，反抗中央。”[183]对此，蒋介石仍然没有明确反应。11月9日、10日，朱培德连电蒋介石，告以福建陈铭枢等“谋不轨”的消息，建议其速劝时在福州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京坐镇”。[184]此时，坐以观变的蒋介石方才出手。11日，蒋介石致电林森，望林“即日回京”并代劝陈铭枢“回中央襄助一切”。[185]1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自我安慰：“陈铭枢入闽作乱，消息渐紧，但无妨耳。”15日，得到福建将有事变的确实消息，蒋当夜“几不成寐”；次日仍“对闽事，思虑入神，不觉疲乏”。[186]16日，他做最后的努力，拿出惯常的封官许愿招数，致电蒋光鼐：“许陈军事总监或参谋总长，内政部长亦可。”[187]但这样的表态，未免失之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