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6/11页）

为实施这一计划，湘赣的红十七师受命由湘赣苏区北上，出击南浔路，“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163]湘鄂赣的红十六师也根据中央电令，“向高安、万载附近行动”，[164]威胁南昌。李德回忆，这一决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165]红十六师和十七师的出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蒋介石致汪精卫电中谈道：“赤匪一部最近窜至南浔路附近地区，确是事实。”[166]蒋更曾致电抚州方面的陈诚，告以：“清江万寿宫被匪占领，省防可虑，请抽调第五师或九十六师中之一师星夜集中南昌，用车运输为要。”[167]红军对国民党方面形成的压力可见一斑。杨永泰直承，当红十六师逼近南昌时，“南昌夙未留存预备部队……泰等在此唱了两夜空城计，仅能用飞机轰炸以威胁之”。[168]国民党“围剿”军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也谈道：

最近江西方面的匪情，不是北路之匪想渡江西窜，就是西路之匪想向东窜，所以西路军现在所负任务，一方面要消灭萧孔各匪，一方面要不许萧匪等东窜，同时又一方面要堵截北路之匪不能渡江西窜，因此每三方面同时发生战事。[169]

应该承认，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建议并在日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

不过，红军真要在南昌一线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也难有成算。这一带平原坦荡，堡垒众多，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虽然闽变吸引了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但其在北线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红一军团北出不久，即在丁毛山战斗遭到较大伤亡，北进计划难以实施。事实上，由于福建迅速出现不利形势，计划中的将红三军团西移设想并未实施，当蒋介石基本完成其对福建的部署但大规模战斗尚未打响时，红军已作出直接援助十九路军作战的决策。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沙县地域移动”。[170]滕代远记载：“中央军委当即令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宁往将乐、顺昌地区以协助十九路军向浙边进展。同时命令已开抵广昌地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星夜取捷径向顺昌开拔。并以红军第九军团位于建宁归化地区，以第五军团在黎川地区支持北面蒋军的进攻。”[171]但是，由于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蒋介石又未给其任何喘息之机，红军来不及实现对十九路军的增援。所以中共后来说：“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172]这固不无推脱责任之意，却也不全为空穴来风。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173]

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174]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2）南京政府镇压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