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5/11页）

中共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提出：“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148]就中共而言，维持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常识判断，罗明回忆，事变后他被派往厦门、福州“传达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即军事上联合，帮助他”。[149]而蒋介石也报告：“最近赤匪因得闽方接济，并为牵制策应闽方及实行联成一片起见，突以伪第一军团向我崇仁、宜黄一带进犯，并以伪军第三、五、七各军团，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带进犯，对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图。”[150]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则注意到：“赣东赤匪乘中央军进迫闽垣之际，迭犯浙赣边境，企图牵制我方兵力，截断我后方联络。”[151]

虽然红军受命骚扰入闽的国民党军，但要以实力代价为十九路军在闽北阻挡国民党军，也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国民党军兵力居绝对优势情况下，红军要独力担起阻止国民党军入闽重任其实并不现实，何况，本在闽北的十九路军主力也在后撤。因此，虽然王明在事变后不久曾批评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152]

但这究竟是事后诸葛亮之言。事变当时，中共和十九路军对双方的军事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军事形势的发展也难有全盘的计划，在国民党军十几个师压迫下，中共即使勉为其难，效果也难以臆测，何况，国民党方面还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153]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154]

更重要的，事变发动后，中共和十九路军间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潘汉年回忆：“在福州，蔡廷锴向自己的指挥部示意，有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在这里，但同时他却不让师长们直接同我交谈。”[155]蔡廷锴既希望借助中共及其背后的苏联力量，又对中共不无防范担心的微妙心理，于此显露无遗。对于福建方面的联共之举，闽方许多中高级将领也缺乏心理准备。十九路军与红军曾多次交手，就在事变发动前几个月，红军东路军还在与之作战，官兵中有一定的敌视心理。在事变前蔡廷锴主持的动员会上，许多将领“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部分将领则“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156]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157]这反映了相当部分中高级干部的看法。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评判：“他们即使和中共合作成功，也只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158]这一说法颇中肯綮。至于发动事变的陈铭枢则“过于不重实在军事，毫无打仗准备”。[159]在福建人民政府参与机要的麦朝枢回忆，12月底，中共电告闽方，蒋军两个师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得知情况后表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而在麦看来，“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160]麦朝枢的这一疑问其实相当可以说明问题，当十九路军自身已在选择从闽西北后撤时，和其并无约定的中共确无代十九路军牺牲之理。

虽然中共对全力支持十九路军心存疑虑，但是，完全放任国民党军进攻十九路军也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虽未选择以主力在闽赣边境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中革军委却谋划了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构想：将中央苏区红军编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准备分路作战。红五、七军团编为东方军，在福建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展开游击战争，钳制东线国民党军，“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红九军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翼活动，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编为西方军，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就是说渡过赣江由西向九江南昌进攻，以协同第十九路军前后夹攻”。[161]在中革军委看来，该计划既避开了以红军主力在闽西北直接与国民党入闽军决战，从而为十九路军火中取栗，成为其掩护部队的结果，在北线“敌人最弱的地位”主动出击，又不无围魏救赵之意，客观上帮助了十九路军；同时还可抓住国民党军东移机会，使中央苏区“打通与基本区域的联系”即湘赣苏区的联系，进一步在北线打开缺口，北出昌、九，全面打乱国民党军部署，争取战略主动，壮大自身。[162]不失为一石三鸟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