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4/27页）

如前所述，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日益陷入经典意义的安全困境。并不出人意料的是：最初的猜疑迹象来自毗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群岛，二者在东亚均势当中的相对地位酷似法兰西与荷兰。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首先将中国视为均势的潜在破坏者。这时，中国重振军备的宏大计划才刚刚开始。六年后，金门危机奠定的亚太战略稳定期就结束了。2004年11月，日本防卫厅提交的研究报告断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为钓鱼岛和东海边界问题付诸武力或武力威胁。八年后，考验均势的实力较量就在这些地方开始了。

无论在西欧的势力均衡体系还是次生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当中，国内宪制与国际规范的演化路径都是相互锁定的。18世纪法兰西的绝对主义和英格兰的自由主义都是维持均势的必要因素，重要性不亚于它们的地缘形势、财政体制和海陆军力量。法兰西的制度和地缘劣势抵消了它的人口和疆域的优势，对欧洲的分裂或欧洲的自由贡献甚大。这种格局对法兰西自身并非完全不利，所以孟德斯鸠才会断言：“天佑大法，王师无功……与其为全欧之共主，不如为大法之强王。”旧金山体系下，日本的部分解除武装也有类似的作用。没有美国仲裁者与和平宪法的遏制，日本势必渐次展开与其财富和地缘优势相适应的国家强制力。国际均势的演变一旦超出国内宪制的承受能力，宪制就会随之演变。英荷战争对斯图亚特王朝、美国独立战争对波旁王朝、第一次中日战争对大清帝国和明治帝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对中华民国和昭和帝国，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在获得解放的亚洲，英格兰不大可能容忍大陆出现大一统的军事权力中心，确保亚洲大陆内部的分裂和均势最能保障它的海洋自由与本土安全。这种可能性在1945年以后消失了，主要归功于昭和帝国的自我定位错误和美国的仲裁者权力，而非中国的国家实力。从理论上讲，理想的东亚集体安全体系可以取代现实的势力均衡体系，但在世界差序格局固化的现状下，局部的集体安全体系不可能在美国缺席或犹豫的情况下实现，更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或利益而存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联络亚太各小邦，建立多层次合作关系，试图部分地模拟集体安全体系。1990年1月，中国加入“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199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北亚合作对话”。1993年12月，中国加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1999年，中国和东盟各邦成立“10+1”机制。2002年，中国加入“香格里拉对话”。2005年12月，中国加入“东亚峰会”。这些组织有的寿命短促，有的流于形式，有的兼而有之，无一足以替代旧金山体系，甚至补充。每次会议都能达成大量辞令模糊的共识，但很少落实为安全政策的内容。除禽流感预防和海啸救灾外，各方未能协调行动。“建立信任阶段”总是无限期延长，“预防性外交阶段”总是遥遥无期，至于“冲突管理阶段”，连象征性的表示都不曾出现。如果会议坚持维护所有成员的和谐，就不会产生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议。如果任何一方企图引入具体目标，就会冒犯其他各方的感情。只要有人威胁要退出讨论，会议就会迅速回到和谐、舒适、韬光养晦、无所作为的状态。国联和联合国如果真能摆脱强权政治的影响，大概就会达到这种境界。从真实历史上看，这些交涉酷似神圣同盟的某些会议：大多数参加者根本没有任何目标，只想讨好俄罗斯皇帝的感情。如果我们指望这些会议多少能制约美国，那就像俄罗斯指望神圣同盟反对英国一样不切实际。2001年，这样的情况确实出现了。中国在南海撞机事件中强烈谴责美国，赢得了东南亚国家非正式的广泛同情，但各国毫无例外地拒绝出具任何哪怕是纯属形式的外交文件，而这种文件原本是这些会议的例行公事。事后，大多数国家反而加强了对美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只能寄希望于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然而，经济和贸易的利益交织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安全默契。否则，1920年代的中欧和东亚小邦就不会反对德国和日本了。小邦的机会主义外交负有一定责任，但中国自身的特征起了更大的作用。新来者总是更像坏人。如果中国坚持对自己的国家身份和发展路径保持暧昧，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足以破坏任何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成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