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及中国成长（第12/27页）

在威斯敏斯特统一或者不如说建构不列颠完整主权的路上，许多古老、合法的政治实体必须牺牲自己的存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立法会议根据先王的特许状行使自治权力，跟国王及其代表分享治权，整个体系中没有绝对主权的位置。他们和威斯敏斯特、国王大臣的关系是平行而互不隶属的，正如霍尔斯泰因公国及其宗主丹麦国王，并非普鲁士王国及其宗主神圣罗马皇帝的下属。但若不列颠帝国或德意志帝国必须建构统一的最高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实体除了兼并或独立，就没有其他选择。不言而喻，大多数这样的实体都以兼并为结局。北美殖民地形成了罕见的例外，以中古的多元共治击败了近代的绝对主权。除了宪制习惯与社会生态的优越性，地缘形势对北美各邦的保守传统也发挥了极大的保护作用。如果马萨诸塞像洛林一样位居欧洲心脏，必须承受霍布斯实体的全部重压，它大概也会像古以色列各部族急欲立王一样，将绝对主权的保护视为莫大的福利。

在欧洲和全世界，三百年的霍布斯博弈都发挥了熔炉作用。千姿百态的各种前近代实体经过熔炉，全都变成面目雷同的单一主权国家。多层次权力主体的整合导致国际体系和国内宪制简单化、扁平化，意味着世界从“春秋”和“希腊”向“战国”和“罗马”转型。体系刚性日益突出，缓冲余地日益缩小，国家理由日益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单一主权国家以牺牲多种古老习惯为代价，实现了战争规则的空前形态化。由此，所有的鸡蛋都放进了一个篮子。一旦无所不能的国家突然落入僭主之手，国内宪制和国际准则就同时土崩瓦解。无形态战争在史无前例的形态化顶峰卷土重来，人类文明，甚至人类生存本身岌岌可危。人们这时突然发现，霍布斯世界已经开发和利用了所有现存的组织资源和法统资源；只有遥远的美洲最完整地保存了政治基因多样性，只有它的秩序输出才能阻止复辟达尔文世界的滔天洪水。于是，世界秩序的天命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落入合众国懵懵懂懂的乡土政治家手中，诸神已经将所罗门和君士坦丁的权杖交到他们手中，他们却经常觉得这根棍子很适合掏鸟窝。

现在，新大陆要用自己的宪制资源对摇摇欲坠的世界重新实施格式化。国联、联合国和北约，今天的威尔逊世界、二战和冷战，冷战后的仲裁性战争都是美国格式化部分成功的产物；威尔逊世界-霍布斯世界-达尔文世界的同心圆体系和安全差序格局则是美国格式化不能完全成功的结果。美国秩序的完全成功只能意味着威尔逊世界与人类世界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合一，而且美国的特殊地位和战争能力都不再有必要。我们可以说：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国秩序本应是没有明确圆心的民主网络，现实投影却只能是野蛮海洋中的文明孤岛、文明大陆中的民主庄园、民主庄园中的美国大厅。如前所述，美洲殖民地其实是中古以来基督教欧洲政治资源的种子银行。因此，美国秩序也就是古老自由和古老权利的浴火重生。

安全困境与仲裁者

威尔逊世界在文明核心区的产生导致次生霍布斯世界在中间层的产生。从地理上讲，次生霍布斯世界大体相当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达尔文世界。原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核心区，除自身外没有更高的仲裁者；次生霍布斯世界居于文明中间层，仲裁者的分量重于内部博弈。在前者，安全困境导致了自发正义规则对自发安全规则的自我克服；在后者，安全困境导致了仲裁性战争。外在正义规则对次生安全规则的再征服，意味着（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原生霍布斯世界对原生达尔文世界最初征服的继续展开。

正如肯尼斯·沃尔兹所说：势力均衡体系既是安全困境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在安全困境中，行为主体总是陷入循环猜疑和相互敌视之中。在霍布斯世界的层次内部，这种封闭机制无法打破，恶性循环导致周期性冲突和洗牌，演化结果不外乎两者：其一，霸权国家的细微优势不断放大，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积累为压倒性优势，最后，帝国结构取代多国体系，征服传统凝固为超大规模僭主政治，截断了当地源远流长的多种政治习惯。传统中国和大多数东方帝国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恢复了无形态战争的主宰地位，返回达尔文世界。其二，霸权国家激起大多数邻邦的围剿，付出的代价超过收益，在足够多次的循环后不得不让位给其他行为主体，多国体系不断强化自身。近代西欧体现这种演化模式，从而保存了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多元性与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