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果（第6/12页）

由于种种原因，使下列这三种土地经营方式遭受到特别强大的压力：奴隶制种植园、农奴制庄园和传统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美国以及除巴西、古巴之外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取消了奴隶制度（巴西和古巴奴隶制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因此第一种土地经营方式便不复存在。巴西和古巴于1889年也正式宣布取消奴隶制度。出于实际原因，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晚期，奴隶制度的阵地已退缩到更为落后的中东和亚洲地区，而中东和亚洲农业的地位在此时已不很显著。至于第二种土地经营方式，已于1848—1868年间正式从欧洲消失，虽然南欧和东欧大庄园里的农民，尤其是无地农民，仍处于半奴隶状态，因为他们仍受到非经济性的强大压力。只要农民在法律上和公民权益上享有的权利低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管理论上怎么说，农民事实上就是饱受经济之外的强大压力，瓦拉几亚（Wallachian）和安达卢西亚的情形就是如此。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未废除强制性劳役，事实上似乎愈益加剧了，以致我们无法笼统地宣称该地已经取消了农奴制度。（当地对强制性劳役有许多不同称呼，此等强制性劳役不可与其他作用相似的奴役，如债务奴役等相混淆，就如不可将从国外引进的契约劳工与奴隶制度等同一样。这两种劳役都承认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已告废除，却又都企望在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奴隶制和农奴制，而这个契约从文字上看又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自由”原则制定的。）不过，强制性劳动看来似乎越来越局限于印第安农民身上，剥削印第安农民的乃是非印第安地主。第三种土地经营方式，即传统农民经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仍能维持。

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隶属关系，即非经济性的隶属形式基本上废除了。废除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情况显然是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就像1861年的俄国一样，废除前资本主义依附形式的原因与其说是农民对农奴制度极不赞成（农民毫无疑问是不支持农奴制度，农民在农奴解放运动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非农民革命。非农民革命运动若能将农民的不满情绪动员起来，便可立即获得一支横扫千军的力量。农民造反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8年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1860年西西里农民起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那几年俄国的情形。然而使各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盲目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持久，甚至自由党人都能用火与剑将其扑灭，就如我们在西西里见到的那样。[14] 他们害怕的是农民骚动被一股向中央当局提出政治挑战的力量所动员。奥地利帝国统治者于是竭尽全力将各种要求自主权的全国运动与农民根据地隔离开来。俄国沙皇在波兰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在农业国家，若没有农民支持，自由激进主义者的运动是掀不起大风大浪的，至少是可以对付的。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与（俄国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s）家族都深知这一点，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但无论是农民或是其他阶级发动的暴乱和革命，都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解释奴隶制度的废除，而只能说明若干农奴解放的时机。奴隶造反与农奴暴动不同，奴隶造反相对说来并不多见——美国发生的奴隶起义更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15] ——奴隶起义在19世纪从未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要求取消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压力是不是经济因素呢？就某种程度而言当然是的。现代经济史学家引经据典，说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实际上比自由劳动者的农业利润更高，甚至效益更好。（这个高论在奴隶制度问题上说得详尽无遗，头头是道，而对农奴制度的阐述就不似这等详尽了。）[16] 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可能的，论据也颇充足，不过结论还得由具有数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进行热烈辩论之后方可得出。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以现代方法和现代审计标准进行工作的当时人深信，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比不上自由劳动者的农业。他们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深恶痛绝的。至于他们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的计算工作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铁路企业家布拉西以商界人士切合实际的判断力对农奴制度进行观察后说，实行农奴制度的俄国粮食产量只及英格兰和萨克森的一半，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来得低。他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奴隶制度的生产力明显低于自由劳动者，成本也比人们想象的高，别忘了把采购、饲养和维修保养的费用都包括在内。[17] 英国驻伯南布哥的领事估计（毋庸讳言，他是在向竭力反对农奴制度的政府做报告时说这番话的），奴隶主人若将购买奴隶的钱改作他用，将可多得12%的利润。暂且不论这些看法是对是错，它们都是除了奴隶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