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结果（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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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有些部门容易接受改革，推动这部分农业前进的经济力量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这种农业经济力量不可避免会遇到社会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使其前进受阻，或使其完全停顿。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资本主义工业（其实是所有一切工业）发展为土地部门规定的其他伟大使命。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数量急速增加的粮食和原料，同时还要为非农业部门提供一部分（实际上是唯一的）劳动力资源。它的第三个作用是为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本身提供资金。这对农业国家而言几乎是义不容辞的，即使它完成得很吃力，很不完全。须知在农业国家，政府和富人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农民本身，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以及组织健全的整个传统社会。在前工业时期，农业既是社会的心脏，又是社会的躯体。所有这三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虽然，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阶层还没有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以农村为基地、骑在农民身上的社会统治结构亦无马上崩溃的危险。然而归根结底，这三者结合起来的特殊整体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水火不相容的，是肯定要与资本主义抗衡的。

对资本主义来说，土地是一种生产因素，是一种商品，如果有何特殊的话，就是土地不可移动，而且，土地有一定数量，不能再生，尽管那时新开拓了许多土地，“不能再生”一时显得不很重要，当然，这也只是比较而言。那些垄断这种“天然专卖品”的人，因而能对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勒索。那么应该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既然土地也是商品，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农业是一种“工业”，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个原则为指导的，农场主人则是企业大亨。整个农村是一个市场，是劳动力的源泉，是资金的源泉。农业因为具有顽固的传统习惯，因而无法遵循政治经济的要求，但最终一定要使农业服从于政治经济的要求。

要使农民和地主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妥协、调和，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农民和地主来说，土地不仅是最大限度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是生活的基本框架。而要使这种社会制度与上述观点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土地而言），是不能自由选择，而是必须服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可能会越来越容易接受“经济法则”，但即使在这一层次，冲突也相当尖锐。传统的地主所有制在经济上也许谁也不喜欢，但正是这样一个制度把整个社会结构紧紧地粘在一起，少了它，这个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和革命之中（英国在印度施行的土地政策正是在这个头疼的问题上吃尽苦头）。从经济上说，如果没有农民也许问题会简单得多。然而，难道不正是农民坚定不移的保守思想才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吗？身强力壮，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农民子孙不正是绝大部分政府军队的主要成分吗？当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地在蹂躏和毁灭其工人阶级之时，难道能有一个政府敢坐视不管，不从力大如牛的乡下人中储备起人力资源以满足城市的需要吗？［康拉德（J.Conrad）写道：“……就体质而言，农民是全民中最棒、最强壮的，城市特别需要从他们之中招募人员。”这段话代表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看法。“农民是军队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农民一成不变的性格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特点，使他们成为繁荣中的农村公社基础……农民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全国最保守的部分……由于农民舍不得割弃其家产，舍不得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他们自然成为城市革命思想的敌人，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所以难怪农民被说成是每个稳健国家里最坚定的支柱。随着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农民作为稳定社会中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13]

纵然如此，资本主义仍不得不摧毁政治稳定的农村基础，特别是与先进西方毗邻或在先进西方所属边陲地区之内的农村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经济上，向市场生产过渡，特别是向出口型单一经济过渡，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又打乱了经济秩序。在政治上，“现代化”对要进行现代化的人来说，意味着要与传统主义的主要支柱、与农村社会进行正面冲突（见第七章和第八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可以信赖农民的耿耿忠心。在英国，前资本主义的地主和农民已不复存在；德国和法国已与农民在繁荣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达成暂时妥协。而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美国、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则发生了社会骚动，甚至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