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4/10页）

在这一年的夏季到年底之间，旧政权已在整个德意志恢复统治，尽管在10月间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革命之火正在蔓延的维也纳，并且付出了4000多人的生命代价。此后，普鲁士国王才敢鼓起勇气对充满反抗性的柏林人建立统治，并且没有遇到麻烦。除了在西南部遭到某些抵抗之外，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人很快就束手就范。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所设立的德意志国会——恰当地说是制宪会议——以及较激进的普鲁士和其他会议，都只是苟延残喘，等着被解散。到冬季，只有两个地区仍然控制在革命者手中，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1849年春，这些仍被革命者掌握的地区，再次出现了极其平常的革命动荡，接着在当年年中就被征服了。

1849年8月，在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后，革命也就结束了。除法国一地之外，所有的统治者都恢复了政权——有些甚至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例如哈布斯堡王朝——革命者四处逃亡。同样是只有法国例外，这场革命实际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以及1848年春天所怀有的政治和社会梦想，在其他地方也都顷刻破灭；即使是在法国，共和国也只存在了两年半。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无法更改的变化，即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农奴制度被正式废除。［概括地说，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地方，农奴制度和领主对农民权力的废除系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1789—1815），尽管在德意志的一些附属地区要到1848年才告废除。农奴制度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见第十章）。］除了这项成就之外——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重要成就——1848年革命在欧洲近代史上，看起来像一场兼有最远大的希望、最辽阔的地域、最快获得胜利却也旋即彻底失败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如同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英国的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英国宪章运动的特定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但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或依照革命的要求而达到的。宪章运动的众多要求也没有落空，但号召群众和推动群众向前的力量却完全不同于1848年革命。《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成为1848年这个对世界历史有着最深远、最重要影响之年代的代表文件，绝非偶然。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当中，都存在一些导致它们失败的相同原因。它们是——在事实上或当时的预期中——穷苦劳动者的社会革命。所以，它们吓跑了被它们推举到权力显贵地位上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更激进的政治人士——就像吓跑了旧制度的支持者一样。皮埃蒙特地区（Piedmont）的加富尔伯爵，这位日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著名缔造者，在几年之前（1846年）便对这种运动的弱点有过批评：

倘若社会秩序真的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倘若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伟大原则遇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最激烈的社会反对派人士，以及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就会率先转投保守党阵营。[4]

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名牺牲者中，只有15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约30人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5] 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在革命地区的西半边，乡村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农民起义，而其他地区对农民起义的异常恐惧足以使人忍受现实，尽管在像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需要运用这么多的想象力。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自发地摇旗打鼓，走出家门，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惧足以使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听到诗人裴多菲（S.Petöfi，1823—1849）领导了一支农奴起义军这一讹传之后，便做出尽早在3月15日立即废除农奴制度的表决，不过几天之后，帝国政府为了削弱革命的农民基础，立即颁布了在加利西亚（Galicia）废除农奴制度、在捷克废除强制劳动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法令。无疑，这是因为“社会秩序”陷入险境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