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前奏（第3/10页）

激进主义者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王国和邦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国，不管是叫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或其他任何称谓都好，并遵循法国大革命的三项原则，升起三色旗。三色旗通常象征着法国模式，是民族旗帜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温和主义者则出于多种考虑，态度比较含糊，要求也复杂多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对民主的恐惧，他们认为民主无异于社会革命。在君主还没有被群众赶下台的地区，鼓励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是不理智的；在君主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最好是奉劝或迫使群众退出街头，拆除那些明确象征着1848年革命的街头堡垒。于是，问题成了在那些虽然被革命瘫痪但仍然没有被赶下台的君主中，哪一个可以被敦促来支持这项大业？到底该怎样实现一个联邦的自由日耳曼或意大利？仿照哪种议会模式？由谁来主持？这个国家能够既包括普鲁士的国王，也包括奥地利的皇帝吗？［就像温和主义者设想的“大日耳曼”（greater german）那样——切莫与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另一概念“大德意志”（great-germans）相混淆。］抑或只要建立一个“小日耳曼”，即排除奥地利？同样，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温和主义者也正在着手制定联邦共和国的多民族宪法，该项工作直到1918年帝国灭亡才告停止。在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爆发的地方，人们还没有闲暇考虑宪法问题；在没有爆发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地方，例如德意志的大多数地区，则有充足的时间制宪。由于大部分温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教授和政府职员——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中，68%是官吏，12%属于“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由职业者”——这场短命的国会争论，遂被后人当作智者空谈的笑柄。

由上可见，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确实值得深入细致地分别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但这非本章所能及。尽管各个地区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相当大。这类例子很多，例如各地几乎同时发生革命，它们的命运又是如此紧密相连，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情绪和举止，怀抱一种出奇浪漫和乌托邦式的梦想，采取了相同的节奏步伐，法国人为形容此情此景而创造了“四八年人”（quarante-huitard ）一词。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一眼识出其特征：胡须、飘扬的领巾、军用宽边帽、三色旗、随处可见的街垒以及刚开始时的自由感、无限的希望感和过于乐观导致的不安感。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确实像春天一样，不会久驻长在。接下来，我们必须简要地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首先，它们全部是速胜速败，并且多数是完全胜利和彻底失败。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革命区域内的所有政府都被摧毁或瘫痪。这些政府实际上毫无抵抗地垮台退避。然而，只经过相当短的时间，几乎在所有地方，革命就失去了其爆发力。法国在4月末，发生革命的欧洲其他地方在夏天也是如此，尽管这场革命运动在维也纳、匈牙利和意大利曾恢复一些反击能力。在法国，保守势力复活的最初标志是4月选举。在这次普选中，虽然只选了少数保皇主义者，但却把大批的保守主义者送进了巴黎。这些保守主义者得以当选是靠农民的选票，农民选民这样做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不是反动。满脑子城市思想的左派，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向农民求助。［实际上，日后法国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法国乡村“共和派”和左翼地区，在1849年前已经出现。当1851年废除共和之际，正是这些地区——例如普罗旺斯（Provence）——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反抗。］第二个标志是巴黎革命工人的孤立和失败，革命工人在6月的革命起义中失败。

在中欧，革命的转折点发生在哈布斯堡军队获准重组，皇帝于5月逃亡之后，因而哈布斯堡军队的活动自由大增。在捷克和日耳曼温和派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重组后的军队于6月击溃了布拉格激进主义者，从而重新征服了帝国的核心地带波希米亚，稍后，重新控制了北意大利。位于多瑙河岸的几个公国曾发生一次迟到的革命，并在俄国和奥斯曼的入侵干涉下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