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地（第4/10页）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有利于对土地关系进行彻底革命的唯一力量。赞成合理利用土地的纯经济理论，已给前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君主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也得出类似的答案。在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实际上已废除农奴制度，而且在18世纪80年代已使许多教会土地世俗化。出于类似的原因，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起义，俄国立窝尼亚（Livonia）的农奴，正式恢复到他们较早时期在瑞典政府统治下享有的自耕农地位。然而这对他们没有丝毫益处，因为全能、贪婪的地主很快就把解放变成一种只能用来剥削农民的工具。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农民少得可怜的法律保障被清扫一光，而且在1819—1850年间，他们至少失去了1/3的土地，而贵族领地却增长了60%—180%，现在为他们耕作的是一群无地雇工。[13]

这三项因素，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府官吏的经济合理性论据和贵族的贪婪，决定了普鲁士1807—1816年间的农民解放。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因为法军刚刚粉碎了普鲁士，并且以极为戏剧化的力量彰显出那些没有采用现代方式，即法国方式的旧制度的绝望无能。像在立窝尼亚，解放与废除农民以前享有的适度法律保障，根本是里外不一的。为了回报领主答应废除强迫劳役和封建捐税以及赋予他们新财产权，农民被迫在其损失之外，还要把他旧有土地的1/2或1/3，或是相等数目本已不多的钱财，给予先前的领主。漫长复杂的法律转变过程，直到1848年离完成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形势已经很明显，领主受益最大，少数小康农民因其新财产权也多少受益，多数农民显然恶化，而且无地的雇工迅速增加。[2]

经济上的结果长期看来是有益的，尽管在短期内损失严重，就像在重大土地变革中经常见到的一样。到了1830—1831年，普鲁士的牛羊数刚恢复到该世纪初的水平，地主现在拥有较大的土地份额，而农民只有较小的份额。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耕地面积大致增长了1/3以上，而生产力则增加一半。[15] 农村剩余人口显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农村状况极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饥荒，在德意志也许比爱尔兰和比利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严重），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6%，下降到1835年的51%。[16] 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17] [3]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2/3的土地是教会的[19] ），其中一些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20]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3/4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