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5/17页）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相信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敌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这个敌人是“一个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敌人，它性情敏捷、目的冷酷、方法狡猾”，它带来的威胁恐怕“要无限延续”。另一方面，变得和自己最恐惧的敌人太过相像的风险也是一种危险。1961年，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指出“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相结合，这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尽管这种结合很有必要，却还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警告美国政府“警惕军工复合体带来的预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不利影响”，“只有警觉而明智的美国公民才能让庞大的工业和军事的国防机构与我们和平的手段和目标恰当配合，以使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同获成功”[5]。

就告别演说而论，这段话也许有些令人费解。但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是在劝告美国人既要发展国防力量、又要抵御这种力量。这是完全符合美国传统的。毕竟，早在1796年，乔治·华盛顿就警告美国人不仅要警惕国际事务的威胁，也要提防内部不满的危险。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已经无法继续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而来自内部的不满仍然是个威胁，不管是像共产主义那样反对美国信条的势力，还是那些狂热保护美国信条、想要壮大自我力量的势力，都有可能将美国从内部瓦解。在越战之后，军工复合体的确变成了一种单独存在的邪恶幽灵，但这其实是冷战带来的问题。冷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于苏联邪恶“无限”的威胁的恐惧，这种恐惧反过来又助长了美国人的信念，认为美国可以，也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没有有形的敌人，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身份，这种国家身份植根于战争，也通过战争变得愈发明晰。

当然，冷战并不是美国单边挑起的，有一些危险也绝不是危言耸听。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共产主义是公认的威胁，但很快，美国的军事信誉就成了主要的问题。美国在1950年决定援助法国保持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控制，这种决策的背后正是遏制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多米诺理论”，即美国担心一旦有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里，将会迅速导致亚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也落入共产主义手中。即便如此，美国的这项决定也不是完全独立做出的。事实上，美国最初并不确定二战结束后法国保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是否对美国有利，但英法两国的利益都与法国能否保持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息息相关，而这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下子放松戒备。不过，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肯尼迪时，美国已经在为南越地区吴庭艳的亲美政府提供资金和“建议”（武装起来的建议），助其抵御北越地区“越共”的侵犯。

对肯尼迪而言，美国在越南的反暴动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他不希望像杜鲁门那样遭到谴责。杜鲁门曾遭到共和党对手的指责，称他让中国在1949年“落入了”共产主义手中。与此同时，肯尼迪又不情愿把美国军事力量投入一场说不清缘由、也看不到尽头的战争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成功。1961年秋天，肯尼迪派顾问麦斯威尔·泰勒（Maxwell Taylor）将军赴越南评估局势。泰勒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帮助，南越是抵挡不住北越的。但肯尼迪对此不能肯定。“军队将会进入，人群将会欢呼，但四天后就没有人会记得了，”肯尼迪对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说道，“然后就会有人和我们说，得派去更多的军队。这就像是喝酒，酒精的效力逐渐退去之后，你就得再来一杯。”[6]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向越南派出了部队，并且正如肯尼迪所担忧的那样，很快就要再次增援。1961年底，美国派出900名士兵，一年后达到11000名，而到了1968年时，已经派出了50多万。很快，一切显而易见，美国为了遏制南越的共产主义势头而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并且会更高昂。“到了1965年底，”《生活》杂志回忆道，“越南已经打响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以及一桩国家审判。”（见图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