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4/16页）

在北部城镇，解放奴隶尤其麻烦，因为那里的奴隶已经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并不只是在主人家里做奴仆，而是也从事着种类繁多的职业，如侍从、车夫、铁匠、理发师和修鞋匠等。城镇的环境也模糊了自由与奴役的界限。一些奴隶宣称自己是自由身份，因此打起了官司，这表明北部海港城镇的奴隶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在南方殖民地则是另一番景象。当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已经开始渐渐松绑之时，南方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却捆绑得越来越紧，在这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区别已经几乎等同于奴役与自由的区别。随着英国殖民时期的美国逐渐变得成熟、稳定，在南方地区，奴役与自由的中间地带也逐渐收缩。这导致黑人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白人则在拼命维持这种奴隶体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这种体系只会使一小撮人受益，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它成为白人生活方式的一个越发鲜明的特征。

到了1776年，弗吉尼亚已经是英国殖民地中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殖民地总人口的1/5都居住在这里。即便如此，在弗吉尼亚首府威廉斯堡，永久居民人口一直维持在不到2000人。除去南卡罗来纳州的著名城市查尔斯顿之外，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南方并没有出现在规模和人口上可以和波士顿、纽约或费城媲美的城市中心。因此，奴隶对于南方殖民地的发展而言更为关键，他们为切萨皮克地区、卡罗来纳州的大米和靛蓝产区以及18世纪之后的佐治亚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农业技能和劳动力。南卡罗来纳州的奴隶多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但其他南方殖民地不再局限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而是越来越多地从菲利斯·惠特利自视为故乡的“非洲欢愉居所”进口奴隶，这导致南方成为一个更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甚至是南卡罗来纳州也出现了社会两极化的情况，不过其原因不是“非英”奴隶的进口，而是由于更富有的奴隶主倾向于在自己的种植园和查尔斯顿之间分配时间。简单来说，南方的黑人和白人过着比北方城镇更为相互隔离的生活，这使得这种体制里本来就有的紧张关系愈加恶化。

如果说在革命之前的几年中，港口城市越来越被商人阶级主导，那么南方殖民地则见证了种植业精英的崛起。这些人的经济力量根植于，并且依赖于影响着整个大西洋世界的消费文化之中。就算他们当中有些人的财富是继承所得，通常也还是通过奴隶贸易才实现了增长，但可能是出于对残酷现实的故意否认，这些人建造的社会却是对上层英国文化移植到殖民地的一种自觉反映。考虑到在殖民后期，最富有的南方种植园主中有很多人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并且把他们的孩子也送回英国上学，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事实上，南方精英和英国的地主，以及那个时期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商人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些人拥有的雄伟壮丽的建筑，以及美轮美奂的别墅，都来源于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区别在于，他们不需要和这些奴隶劳动力毗邻而居，但南方白人却不得不这样做。在南方殖民地，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当时、在后革命时期、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初，都界定了南方文化的特征。

从任何标准来看，这些种植园主都是相当富有的。那些所谓的第一代弗吉尼亚家族——卡特家族、菲茨休家族、李家族和伦道夫家族——主要从他们可观的烟草种植业中获利，但在南卡罗来纳州低地，大米种植业的可观利润迅速将它变成了最富有的英属美国殖民地之一。其主要城市查尔斯顿也变成了一个非常繁荣、精致的城市。从很多方面来讲，这都是一种特权生活，但它并不全然是简单安全的。到了18世纪中期，南卡罗来纳州的白人仍然被曾折磨过早期殖民者的那些问题所困扰。天花等疾病定期蹂躏着这片殖民地，殖民者在这些疾病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南卡罗来纳州种植园主伊丽莎·卢卡斯·平克尼（Eliza Lucas Pinckney）在其丈夫于1758年去世后接管了他在库珀河边的种植园。伊丽莎对她的一个朋友说：“我发现要想照料好卡罗来纳的财产，需要极大的谨慎、专注和活力。相比之下，完成自己的职责并将工作变为财富，则要轻松许多。”对她的另一个朋友，伊丽莎评论说一片“巨大的乌云似乎如今就悬在这座城市上空”，这里“不断地遭受印第安人的侵犯”，同时还承受着“一种摧毁性的天花……几乎让所有贸易停摆”。伊丽莎沮丧地说她的很多奴隶“即使接种了疫苗，也很快都死去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