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言而喻的真理革命共和国的建立（第2/16页）

特伦查德和戈登的系列文章以“凯托来信”（Cato's Letters）的形式发表在了18世纪20年代初期的《伦敦杂志》和《英国杂志》上。这一系列文章捍卫了共和主义和信仰自由。到了18世纪中叶，他们的论点已经随着这些信件在殖民地广为流传。到了1776年，潘恩对这144封信件中探讨的问题进行总结，写成一本更容易理解的小册子，因其与当时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历颇为切合，故而迅速扩大了这些观点的影响力。毕竟，从头开始要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革新简单得多。一些殖民者相信，治理国家和抚养孩子、建筑房屋，是同一个道理。潘恩当然也这样认为。他指出，正因为“殖民地处于婴儿状态”，才是时候争取独立，争取在天赋人权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他向殖民者保证道，“青少年时期都是养成良好习惯的时期。”

然而，在1776年，就种族关系而言，殖民地非但没有养成什么特别好的习惯，反而有了些可怕的坏习惯。白人殖民者要么借用潘恩的共和主义言论，要么援引洛克的自由主义观点，甚至是两者并用，想要对这些坏习惯进行探讨，并且为之辩护。但事实上，他们不管如何尝试，都无法解决天赋人权和奴隶制之间的两难。他们为财产权进行辩护的时候，秉持着一个基本的信条，即他们有权将人定义为财产；简言之，他们有权蓄奴。潘恩认为“那些自视为天生的统治者、视别人为天生的奴隶的人，很快便横行霸道起来。由于他们是从其余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的心灵早就为妄自尊大所毒害”，殖民者也许会同意潘恩对于君主制度的批评，但是却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社会中的蓄奴现象与此无异。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独立宣言》的作者，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察觉到了共和党观点中的缺陷。鉴于在美国本土共和主义观点的架构过程中，杰斐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能够发现这些问题也不会让人感觉意外。对于杰斐逊来说，奴隶制也具有多重含义。他在对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的回应中，批评了那些施加在殖民地白人身上的“一系列压迫手段”，认为这些压迫表明了存在“一个企图将我们变为奴隶的精心、系统的方案”。这种虚设的奴役与殖民地非白人群体遭受的更为严苛的奴隶制现实截然不同。杰斐逊宣称，“在这些发展初期被不幸地引入奴隶制的殖民地中”，废除奴隶制是“那些殖民地中最重要的目标”。杰斐逊的这段话与其说是一种预期，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当然，一些殖民地已经通过议会尝试对非洲奴隶的进口征收高额税，英国议会也对这些尝试全部加以制止，但双方的动机都不是出于任何道德的考量。杰斐逊认为，英国王室阻止废除奴隶进口，说明他们“宁可贪图少数非洲海盗的眼前利益，而不顾美洲殖民地的长远利益，不顾这种不光彩的做法是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人性的权利”[2]。杰斐逊对殖民行为寄予了太过积极的期待。殖民者想要的是税收，并不希望税收的来源被切断。杰斐逊认为殖民地希望废除奴隶制，但事实上非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反而有大量相反的证据否认了这种判断。

杰斐逊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信念，而是会与之苦苦斗争。在《独立宣言》和之后的《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1787年）中，他屡次重提这个主题。在《弗吉尼亚纪事》中，他思考了奴隶制对于白人的负面影响，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整个交往，就是不断施加最为狂暴的肆虐，一方无尽地压迫，另一方屈辱地服从”。在杰斐逊看来，奴隶制会使白人社会的工业和经济丧失活力，更糟糕的是，它对于这个新国家自身的根基具有腐蚀作用。杰斐逊问道：“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坚信自己的自由是上帝所赐，而我们却移除了这唯一坚实的信念基础，这个国家的自由还能够被认为是安全的吗？”这当然只是一种设问，杰斐逊自己也清楚答案。他总结道：“当我反思到上帝是公正的时候，我确实为我的国家忧虑。而他的正义不会永远沉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