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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

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