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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罗森塔尔示意格林菲尔德过来，然后带他出了新闻编辑部，进了三层的走廊，之后进了接待室旁边那两间小屋的一间。房间没有窗户，只比忏悔室宽一点，天花板很高，里面有几把小椅子和一张小得像棋桌那样的桌子。这两间房有时归下属编辑使用，往往是在他们会见那些准备不充分的求职者时使用的；有时记者们采访那些怒气冲冲的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时也会用到，来访者反映的事实是令人怀疑的，不适于发表；或者职员中没有个人办公室的，想谈机密事时也使用这个房间。罗森塔尔等格林菲尔德进来后关上门，两个人坐下来后，罗森塔尔便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听了后几乎要哭起来。

格林菲尔德回想起他的预感，他原来就担心这事可能不会实现。即使有预感，他还是很震惊。他想，要是事先赖斯顿更清楚、更明确地反对威克辞职，那该多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办公室大错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尔德自言自语，“如果赖斯顿暗示一下乔治·鲍尔”，他格林菲尔德得到提醒，就会拒绝去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并没有主动要求分社社长这个职位，在加入《纽约时报》时就给他许诺过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没有明确说明，他也并不多么渴望回华盛顿，要是他知道赖斯顿坚决反对，他肯定是不会去的。但赖斯顿并不明确，纽约总部也许不想真正了解赖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想绕过去——但现在遭到了迎头撞击后，难以回避了，而且在纽约总部也没面子可挽回了。从罗森塔尔脸上的表情，格林菲尔德看得出，他沮丧到了极点，格林菲尔德本人也窘迫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