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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整整一队人物通过了《纽约时报》巨大永恒的冰原，现在没有一个处在比罗森塔尔更有优势的位置，对他来说最不幸的就是显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诚的迹象，或者加入对汤姆·威克不满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纽约其他编辑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太过份了，对威克来说也许达到了引起庞奇·苏兹贝格同情的地步，也许使苏兹贝格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麻烦制造者索尔兹伯里在另外一个部——图书部——也许对《纽约时报》更有价值，新闻编辑部的传闻已经将他神化了，罗森塔尔则会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在决定让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栏上之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时又不使华盛顿的人员士气低落。即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许会在华盛顿有惊人的表现，但他也许会激起哗变。马克斯·弗兰克尔，分社的一个得民心的人，在纽约是不被接受的。弗兰克尔曾被描述为“太易动感情的”，管理者没有忘记他1964年那封长长的辞职信。詹姆斯·赖斯顿同时继续维护威克，认为纽约在指责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时一般没有解释威克到底忽视了哪些重大报道。在赖斯顿看来，这种批评经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设性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他在华盛顿还年轻的时代，曾发表了许多独家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正在兴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现在，华盛顿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城镇——约翰逊城，如果威克仅仅感兴趣保护他的党翼免遭纽约的攻击，赖斯顿继续说，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约翰逊总统的运动和情绪、吵闹和骚动，而不去关心对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观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