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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夫曼走进丹尼尔办公室时，这位主编显然受到了震动，羞愧得脸色发红——考夫曼以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这更难堪了，考夫曼开始为其感到遗憾。丹尼尔尽可能简单地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他已经向沃尔特·克尔提供了评论家的职位，他刚刚接受了它。丹尼尔很快继续说，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找到别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尔说，在这个周末他会形成明确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对面，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有着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非常有尊严和自制力，没有生气。他虽然心烦意乱，但在这个场合他比丹尼尔更能控制着自己的表现。他甚至私下也没有对丹尼尔表示失望，知道丹尼尔和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也许就像这个决定本身一样使丹尼尔感到窘迫。当丹尼尔在考夫曼休假期间要求他回来时，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问题。

丹尼尔提议，他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办公室外再见面，继续讨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的未来。后来考夫曼接到了丹尼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主编不能出去进行星期一晚上的会面了，并请考夫曼来办公室。考夫曼来到后，希望解除丹尼尔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于是说，他想不出在《纽约时报》他能做——或者愿意做——什么事情；相反，他建议《纽约时报》履行它对他的契约义务，让他离开报社。丹尼尔点头同意，于是让审计部准备一下考夫曼的档案备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计划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处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务和信件，但有人传话过来，说卡特利奇想和他谈谈。在总编辑办公室，考夫曼听了卡特利奇的解释，更换他的决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说：“我是这个一致意见的一部分。”意见一致是否还包括业主在新闻编辑部之外运作的顾问，如执行副总裁哈丁·班克罗夫特、来自营销部和生产部的两个副总裁伊凡·韦特和安德鲁·费希尔，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关心。奇怪的是（也许不那么奇怪），考夫曼在离开卡特利奇的办公室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对任何人的报复心态。他现在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报社，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非人的机构。他想，作为一个机构，它表现得很差：它曾许诺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半，但八个月就结束了。他相当肯定，他决不会再进时报大楼了。

在离开《纽约时报》后，他重新得到了作为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并且回到《新共和》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纽约时报》大多数同事的接触，但在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共和》上后，他收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封表示恭维的便函。有一天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纽约时报》曾雇用这家研究组织来进行对雇员精神状态的科学调查。扬克洛维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写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选入《纽约时报》的150人之列，征求他对《纽约时报》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见。考夫曼被这个显然不期而至的最后讽刺信逗乐了。他曾想严肃地填写这些表格，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种冲动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没有回信。

1966年夏天汤姆·威克的职位也受到了威胁。在纽约方面看来，他继续当华盛顿分社社长是一个奇怪的颠倒，这是威克没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满意地接受了的。大胆探究他走好运的原因会葬送他继续干这个职位的机会，虽然他听说，庞奇·苏兹贝格本人已经改变了纽约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在克罗克退休后给他一个华盛顿专栏的计划。现在威克既有了一个专栏，又有了分社，他经常怀疑有争议的“布罗德备忘录事件”是不是在某个方面有利于他的事业。

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