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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稍后，科里给西顿打电话。西顿告诉他，《纽约时报》不想要那篇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约翰·科里不相信这些话。西顿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他解释说：现在办公室里有人“抵制”在曼彻斯特—肯尼迪的事情上做如此之多的文章，一篇独立专题长文可以总结性地将此事件画上句号，根本不需要科里写一篇单独的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他可以把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编进那篇独立专题长文中，而写那篇文章看来要在周末之后刊登了。科里失望了。他提到《新闻周刊》杂志在追踪曼彻斯特，也许会在下一期发表他们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科里早就听说《新闻周刊》在跟踪曼彻斯特，但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提到它。这种策略在记者中是常见的——每当编辑不愿意发一篇报道时，有人就给他们提出另一家出版物在搞这篇报道的威胁，通常这能使编辑紧张起来，赶快处理这篇报道。当然，西顿知道这种花招，或许在他还是一个记者时就运用过它多次。然而，有可能科里说的是真话，所以西顿说，他将在吃午饭时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讨论一下。

午饭后科里接到了电话。西顿说，丹尼尔仍然反对刊登这次采访的想法。科里很快就泄气了，来到新闻编辑部，当面申诉他的理由，但没有成功。西顿重申，《纽约时报》只想要那篇独立专题长文，并且说科里必须对主要人物的观点给以同样的篇幅——必须是平衡的。科里走回到他的桌前。他想到交上他的辞职书。本周早些时候他曾跟他的妻子谈过这种想法。妻子说，这篇报道给他造成了损失，也许他应该退出《纽约时报》。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里在家里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写独立专题长文的第一稿。在过去的几天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非常疲劳了。快到5点30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国内组的一个编辑在电话中请科里马上来报社，他们需要他给星期一报纸的头版写篇报道。这位编辑说，即将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已经来了，上面有一篇对曼彻斯特的独家采访，科里是不是要为《纽约时报》拿出一篇同样的报道呢？

科里想哭。他把电话挪开，然后把他的前额靠在听筒的一头，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

“去死吧，”科里平静地说，他挂了电话。接着科里给西顿的家里打电话，西顿又给丹尼尔打电话，然后西顿又给科里回电话。在下午6点30分，科里来到新闻编辑部，坐在他的打字机旁，翻阅一沓笔记，努力根据他此前对曼彻斯特的采访形成一篇报道。笔记是非常无条理的，是在他的头脑里不准确地回忆起来的，科里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把他关于曼彻斯特的笔记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笔记分开。后来西顿出现在了办公室。牛栏已经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六栏的天窗，要求科里在完成了他的头版报道之后，再为二版写更详细的东西——就是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科里说他不能写这篇长文了。此时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和他争论。

科里写了一个一栏半的头版文章，大约1100字，接着西顿告诉他二版的报道需要有“硬的”线索。西顿提议写写在科里的头版报道的底部出现的事情——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曼彻斯特“撕掉和删除”手稿，这样《观察》就不能发表它了。科里以这个线索开始写他的二版报道，但后来牛栏的一个编辑过来问科里，“撕掉”是不是意味着肯尼迪参议员要曼彻斯特真的把这个手稿撕成碎片。科里麻木了，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他继续打字，完成了一个两栏半的报道，大约两千字，及时供二版用。报道中引用了曼彻斯特的话，提到了作者对一场因误解而产生的争论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个有那么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热的案子——但科里不能妥当地表达他在这篇报道里所希望的一切。这篇报道没有重心，组织的也不好，他觉得写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当科里读到头版的报道时，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压垮了。说起来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时相信噩梦已经过去，他可以靠死记硬背来继续他对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的研究了。他对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埃文·托马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托马斯和他的律师南希·韦切斯特坐在一边，他的宣传员斯图尔特·哈里斯在另一边。科里听托马斯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恼，”然后托马斯转向他的律师问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南希？”科里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笔记，认为很有趣，但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