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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科里回到办公室。西顿来了，拥抱了科里，建议科里写下一篇关于对曼彻斯特采访的报道。科里说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顿要求科里写一篇关于肯尼迪同《观察》进行争论的短文。科里努力了，但写了两页多就写不下去了。科里的第一条线索被退回了，还不够“硬”。他的第二条线索遭到了拒绝，第三条线索也一样。西顿给丹尼尔说了，决定暂缓一下，再给科里一天时间写出这篇报道。第二天，星期三，科里来了，开始用头天被否决的第一条线索写这篇报道。他用一张复写纸，逐字把它抄下来，它得到了通过。

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

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