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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安德鲁·费希尔成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将军1955年去世以来，布拉德福德在14层越来越有权力了。费希尔和布拉德福德尽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个情绪化的、做事决断的人，而费希尔是一个平静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国都熟悉的一个保养很好的宇航员的样子——一个虽瘦但强壮的脸，蓝色的眼睛，整齐梳理的灰发，在笑时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安德鲁·费希尔是里士满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亚妇女的独子。这位妇女对她的祖先和乔治·华盛顿间的联系颇为自豪。费希尔的语言充满了新技术术语——他说过“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数”，他表现出对报纸的“新闻界替代纲领”和它的“信息检索”、“定价哲学”的热情。尽管《纽约时报》的一些传统主义者把费希尔看作是一种去人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费希尔却自认是《纽约时报》传统的保护人：如果奥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贯彻到21世纪的话，《纽约时报》就必须跟上变化着的世界的脚步，必须调整和扩张——在说到这种扩张时，费希尔谈到了“卫星工厂”。

安德鲁·费希尔通过电子眼和无线电路来发射新闻的设想，准备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实施，即“往西去啊”计划。这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投资和名声上的风险，但德赖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苏兹贝格夫妇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就行了。

至于1962年的特纳·卡特利奇，则在极力维护现状。尽管他不时发现奥维尔·德赖富斯相当冷淡，但他和这位新业主相处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识到，当德赖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讨论时，经常请教赖斯顿。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把赖斯顿当作家庭的一员，一个想象中的女婿，德赖富斯会尽可能地让赖斯顿高兴。当很有才能的拉萨尔·巴克尔开始厌倦报道，严肃考虑退出《纽约时报》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当专栏作家时，赖斯顿予以了回绝。他和德赖富斯交换了意见，德赖富斯邀请巴克尔来纽约，开始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采访任务。他先后为巴克尔提供了印度和罗马分社的职位，巴克尔无动于衷。当提到伦敦分社时，巴克尔有了兴趣，但克利夫顿·丹尼尔告诉德赖富斯，伦敦分社已经许诺给了当时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鲁森。最终，德赖富斯提出了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为巴克尔增设一个专栏的建议，但约翰·奥凯斯不想要这个栏目。德赖富斯迫使奥凯斯给巴克尔一个当专栏作家的机会，占据了半个世纪以来为“时报话题”保留的版面。奥凯斯勉强同意了，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在1962年开办，叫作“观察家”。然而，当它第一次出现时，巴克尔的署名并没有放在上端。相反，奥凯斯把巴克尔的名字用小号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尔失败的话，或者如果奥凯斯想用各种各样的撰稿人替换他的话，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们怀疑。但在巴克尔出了几个月的高质量的文章和讽刺作品之后，奥凯斯最终对他作为专栏作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