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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电梯上八层，就进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个接待员，这是一个快乐的红脸庞的绅士。他的左边有一个门通向星期天“书评”组；右边是一个昏暗的过道，先是经过马克尔办公室的门，然后是两个高级编辑的门——其中一个高级编辑是丹尼尔·施瓦茨，一个总是面带笑容的高个子，另一个是刘易斯·伯格曼，一个内心混乱、敏感的人。在走道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像整个大楼那样长，有六七十张桌子靠右边排成排，桌子边坐着马克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有的是无所事事，有的是专心致志——打字、阅读、谈话或发呆、写作、改写、编辑、修改。由于《时报杂志》的最晚发稿时间是星期一，“书评”是星期三，戏剧栏目是星期四。“一周评论”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时的压力是不平衡的：《时报杂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发疯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评论”的人却在房间的另一边无所事事地读报纸，因为他们离最晚发稿时间还早着呢。但马克尔总是处在最晚发稿时间压力之下，要检查每一件事情。当他走进房间时，会很快使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紧张感。他不过是走进来，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把毛毛虫们都晒卷起来，人们的大腿都缩进去了，身体也弯曲下来——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顿所写道的，就像是一种烈火的考验，一种进地狱的体验。

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