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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第一次光顾的餐馆的饭菜特别好或特别差，在写评论之前，他很可能再回头吃一次，以便确定餐馆老板上一次是不是侥幸过关或不幸失误。在考察食物时，克莱本也很注意餐馆的装饰，餐桌的安排和音响（他讨厌氛围音乐），侍者的效率，他们清理盘碟的速度和他们的形象。有些餐馆把克莱本看作是灾星：只要他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空调会不灵了，或者盘子会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顾客和粗鲁的侍者会因为餐馆拒收信用卡而突然发生争吵。克莱本本人就曾被面包圈砸在头上和肩上，手上的银餐具被撞掉过，身上被溅上过冰水和热汤。他顺从且幽默地接受这一切——同时该餐馆的星级会下降。甚至在他强咽下一口难以咽下的菜时，他也极力压抑住自己的反应，但生气的样子偶尔使他的面色显得难看，正如他对他的客人温和地抱怨说：“这荷兰酸辣酱里掺进了人造黄油。”

他喜爱的餐馆（四星级）是两家法国餐馆——青蛙和快帆船，那里的价格没有因为他不菲的开销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即使当他对一家餐馆不高兴时，他也不像《纽约时报》的戏剧和电影批评家那样对其进行伤害。克莱本惩罚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纽约餐馆，至多是说“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馆的通风还有待改进”（一星级）；或者在评论华盛顿特区他去过的一家餐馆的情况时，他赞美老板“热情洋溢的微笑”，然后写道：“装饰是笨拙的、现代的，有着流星般的树枝形的装饰灯架和稀疏覆盖的墙壁，烹调的质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龙须菜却因烹调过头而没有味道了，事先准备的橘皮鸭很普通”（无星级）。除了写他的评论和特写报道，克莱本还编辑菜谱，并且在办公室里和报社的一个家政学家和候补餐馆批评家对食物进行检验，这个家政学家自认是“不景气领域里的克雷格·克莱本”。克莱本还找时间编了一些烹饪书，其中一本《〈纽约时报〉烹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销售了20万册。但他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其谦虚，把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竞争——他评论自己的名气时说：“不是说我在我的职业上是最厉害的，但也许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

特纳·卡特利奇想把《纽约时报》编辑得更紧凑，成为一种比电视报道得更充分、解释得更清晰并能快速阅读的报纸。他的这一愿望如果离开了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许伯恩斯坦为达到所希望的这些目标而拥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习惯于不受挑战地工作的，且仍然独立的负责人——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担任主编助理后不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开始在他的内部期刊《胜利者与罪恶者》上不仅评价日常版人员的工作，也评价马克尔的星期天版的事务。马克尔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如果要对星期天版做出评判的话，马克尔会自已来。

在马克尔那里，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法权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马克尔对办公大楼三层的整个新的思维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释性的报道（这早就是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目的专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写，如“新闻人”侧面、新闻分析、深度文章（这是星期天《时报杂志》和“评论”的职能）。伯恩斯坦对于写作和文字编辑有各种各样的严谨而细心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适用于平日版的人员，但却不适合马克尔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个受到马克尔怀疑的原则是，为了清晰和便于理解起见，《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句子一般只应包含一个意思。当这个建议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提出后，马克尔口授了一个备忘录：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着很大兴趣读了你关于短句子的这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