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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卡特利奇，这个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奴隶主的孙子在倾听着。他的手指头几次敲击他椅子的扶手，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敲击是出于紧张还是烦恼。十年里他的家乡不断受到诋毁，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的一些南方小城镇在卡特利奇的记忆里却是平静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黑人和白人一度相处得比北方自由主义者所能想象的更为和谐。这些自由主义者不像卡特利奇的同乡那样同黑人生活得如此和谐，他们和黑人同样贫困和匮乏。

福克纳有一次说，全国的其他地方对南方近乎一无所知。卡特利奇也许不动声色地同意，现在不是为南方人寻找借口的时机，现在是南方腹地赎罪的时候。简单看一下便会知道，由于一年前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发生的南方暴行，所以黑人应该因过去受虐待而得到补偿，全美国白人的罪行现在都要由南方来承受，因为南方白人的罪恶更容易被看到。即使福克纳还活着的话，看到塞尔马的场面被拍摄下来并在几百万个家庭的电视荧屏上一再播放，也会感觉到再难以为南方辩解了。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带着警棍和瓦斯的州警组成楔形冲锋队冲进黑人的行进队伍中的场面，听到塑料头盔和木头敲击肉体的奇怪声音，黑人倒在路上的叫喊声，在路边观看的白人的鼓掌喝彩声，战马的嘶鸣声——上面骑着急于参加行动的县治安官的武装人员，还有电视摄像机的计时声。很快，来自全美国的成千上万的同情者，黑人和白人、修女、记者、年轻女子、心理医生、班卓琴演奏者、参议员的妻子、股票经纪人、雕塑家、社会工作者，都准备去塞尔马，准备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塞尔马的黑人地区，分享黑人的食物和不幸，唱黑人的歌，嘲笑对黑人的镇压者；帮助激发人们一种新的内疚感，一种新的社会良心，一种新的选票单；在全州的许多文盲的和未觉醒的黑人中注入一种奇怪的新希望。但愿在马丁·路德·金的队伍经过这座小桥并走完50英里路到达州府之后，-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奇迹就会出现，就像虔诚和信仰终究会强盛起来一样。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又访问了塞尔马。这个城镇似乎平静下来。来自北方的同情者来了又走了——就像他们一百年前来到塞尔马又走了一样，现在塞尔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离破碎，生活并没有更好一些，行军者和记者又到南方别的地方去制造新闻了——最终，那些曾渴望来到塞尔马的北方白人并不反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不平等。

特纳·卡特利奇喜欢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他给《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发了一个祝贺的便条，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举动是不谨慎的。他也许显得对南方太偏袒了，作为一个编辑太不客观了，也许还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纳在他晚年表现的那样。当时福克纳在给各个报纸的公开声明和信件中极力维护南方，而全国的舆论却对顽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认可。编辑们通常不加评论地发表了福克纳的信件，但全国的社论文章作者并不斥责福克纳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的。福克纳仍然是一个颇受赞扬的人，这样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了蠢事也不会公开出丑，仍然有可能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新闻界最大的恭维。福克纳是一个得到这种尊敬的人。前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他在种族问题上比福克纳大胆得多，因此有可能关照他在《纽约时报》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纽约时报》记者认为他是这样的。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期待在杜鲁门频繁光顾纽约期间参与他的惯例清晨散步和冗长的讨论，但这个任务在杜鲁门晚年逐渐失去了其魅力，因为种族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也因为他开始显露出偏执的迹象。记者们必须要报道这种偏执，即使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些披露将会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怎样的失望。《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心。丹尼尔毕竟就是个硬心肠的新闻人，他在泽比伦的父亲用了大半辈子“黑鬼”这个称呼，而且当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举行一场学生运动来承认黑人的合法权益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时虽然是一位校园领袖，却没有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