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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萨尔国王今天访问了联合国，我们让米基·卡罗尔跟着他，”盖尔布说，“费萨尔说他并不真的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烦恼。”

“他怎么说的？”丹尼尔问。

“他直说的，”盖尔布迅速回答，“他还对摄影师笑了笑。”

“他是要参选。”卡特利奇插话，面带微笑。

“什么？”丹尼尔转过身问道。

丹尼尔的左耳听不清，这是他12岁时遭受的损伤造成的。他希望，如果卡特利奇要坚持插话的话，他最好从离窗户更近的椅子坐到丹尼尔的右边，不要在后面，特别是不要在丹尼尔的左耳后边。当丹尼尔向后看时，大个子卡特利奇随便地耸耸肩，暗示这个评论不值得重复。所以，丹尼尔又转向前面，继续听盖尔布列举此时记者们在干的几十件任务——纽约和医生联合会之间的一个契约争议，布朗克斯区的一件谋杀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为提拔布法罗的一个叫彼得·克罗蒂的民主党人的仕途而采取的步骤……

吸烟产生的烟雾在丹尼尔办公室里袅袅升腾。这一帮编辑即使不是全神贯注地，也是有礼貌地在倾听。今天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像昨天、前天一样。夏季已经开始，一种周五下午的懒散已经渗入进来。纽约市周围的道路和桥梁已经开始热闹起来，除了卡特利奇和两个较低级别的管理者之外，《纽约时报》的高级人士没有人会坐房间的边上。业主没有出席，执行副总裁哈丁·F.班克罗夫特也没有到场。班克罗夫特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的、用烟斗抽烟的人，1963年接替了已经辞职的同样是高个子的、金发的喜欢抽烟斗的艾默里·H.班克罗夫特。莱斯特·马克尔参加了昨天的会议，但今天也没有来。约翰·奥凯斯从不参加这些会议，坚持新闻部和社论部之间保持清晰的分界线。

丹尼尔环视桌子一周。现在是4点31分，继盖尔布之后，他又听了四个文化、国际、金融、体育编辑的发言，除了其他事情而外，还听说梵高的一幅画已经以44.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小沃尔特·克莱斯勒[注：小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 Jr.，1909—1988），美国艺术品收藏者、博物馆赞助人，汽车品牌克莱斯勒汽车创始人和总裁之子。]；毛泽东语录在中国成形，以便学生们也能传习；华尔街高枕无忧；扬基队排名第七，继续着巴尔的摩之后的第五次比赛。丹尼尔朝挨着盖尔布左边坐（在桌子角落）的国内新闻编辑克劳德·西顿点点头。

“克劳德。”丹尼尔说。

克劳德·西顿向前移动一下。他是一个瘦削的、面色微白的、长着灰发的人，是亚特兰大当地人，十年前他30岁时作为记者加入了《纽约时报》，那时他还有一头黑发，灵活的步伐，和蔼的表情。他似乎对作为他的专项任务——南方民权运动——而言太温和了。1957年到1964年间，他一年跑了几千英里，用心了解南方每一条航线的时间表，熟悉了黑人神父和红脖子县治安官，年轻的好战分子和好梦想的金发女生。西顿对这种故事进行了卓越的采访。他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追踪着事件，每周用一个小地方——波普拉维尔、麦库伯、萨塞——作为标题，这些小地方是别人不会再提起的。他给他的报道中注入了气愤的对话和无情的细节，使得它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只是就一天而言的话。当密西西比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三年前一个六月的晚上在杰克逊被枪杀时，西顿这样写道：

……狙击手的子弹正好击中他右肩胛骨的下面。子弹从前玻璃穿入了室内，穿过了一堵内墙，撞到冰箱上之后弹了回来，并击碎了一盏咖啡壶。这颗磨损的子弹最终落在了厨房壁橱上的西瓜下面。埃弗斯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廊，手里拿着钥匙，倒在了台阶旁。他的妻子，梅尔莉，和他的三个孩子冲向了门口……

此刻，在会议桌旁，40岁的克劳德·西顿显得饱经沧桑。他曾因自己被提拔为编辑和加薪而快乐，很高兴自己现在能和纽约郊区新居的家人待更多的时间，能够避免无休止的空中旅行和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但管理的压力和办公室政治也不时地使他怀念起记者的生活，特别像今天这样的有好报道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