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7/15页）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的经济动机却绝非出自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着眼于平等的考虑。就长期并整体的观点而言，一开始，经济成本往往会扩大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最终必将缩短其间的距离。黄金时代末了，发达西方国家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达到的平等程度，高于第三世界，即可见其真实性的一斑。不过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以及一些人士对自由市场抱着近乎宗教神学的迷信，所得不均的现象又再度在某些地区出现。拉丁美洲的贫富不均最为严重，非洲居次，但是在一些亚洲国家里面，贫富的差距却相当接近。这几个地区，都曾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或直接经营之下，进行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土地改革，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Kakwani，1980）。贫富不均的现象少，自有其社会性及经济性的好处，往往被观察家们视为这些国家工业化成功的一大动力。观察家们也同时认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忽冷忽热，几度前进却又跌倒，往往欲达“南半球美利坚”的经济宝座而不得。巴西人民的贫富严重不均，到底应为其欲进不得的挫败担负几分责任——贫富不均，可容国内工业增长的市场因此受限，自不可免。拉丁美洲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如此严重，各国又缺乏大规模组织性的土地改革，两者之间，实在很难说没有任何关联。

土地改革，当然为第三世界的小农阶级欢迎，至少在土改还未转变为集体或合作农场的形式之前是如此——这种转变，是共产党国家的常例。然而，欢迎归欢迎，在个体小农与倡导现代化的城市改革家之间，双方对土改的期待却南辕北辙。前者对总体性经济面对的问题毫无兴趣，与国家政治的观点不同，对土地的需求也非建立在一般性的大原则之上，而自有其个别特定的主张。秘鲁改革派将领组成的政府曾于1969年推动激进的土改，企图一举摧毁该国大地主的田产制度（haciendas），即因此而失败。原来秘鲁印第安高地的牧民，一向为安第斯山脉大农场提供劳力，双方共存的关系虽然不甚稳定，可是改革对这些牧民的意义，却仅仅意味着重返祖传的“本土”，回到这一直被大地主隔离的原有牧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牢记着祖先传下来的家园疆界，这份损失，他们永远也不曾忘怀（Hobsbawm，1974）。改革前旧有的生产运作方式，他们无意维护，事实上现在都归入合作社区（comunidades ）及原有员工的所有权下了；对于改革后合作式经营的实验，或其他任何新奇的农业制度，也都不感兴趣。他们急于保持的东西，乃是过去传统生活圈（虽不平等）中，所存有的传统互助手段。因此在改革进行之后，他们却回头“入侵”合作制下的共有田产（其实现在他们都具有共同经营者的身份），仿佛在大田庄与其族人社区之间（以及各个社区之间），土地的冲突纠纷犹存，一切都未改变（Gómez Rodríguez，pp.242—255）。对这些边区的牧民而言，改革与否，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仔细探讨起来，真正最接近小农理想的土地改革，恐怕要属30年代墨西哥的尝试，这场改革将共有土地的权利给各个村落，完全交由农民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土地共有方式（ejidos），究其立意，是假定小农均从事于自给性的生产耕作。这一措施在政治效果上获得极大成功，可是在经济上与墨西哥日后的农业发展却没有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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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前殖民地蜕变而成的数十个新国家，再加上一向也是依赖旧帝国主义工业世界生存的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很快发现自己被聚集在统称“第三世界”的名号之下，此事原不足为奇——有人认为这个称号是于1952年诞生（Harris，1987，p.18）——与第三世界相对，则有发达工业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成员的“第二世界”。虽说这种将埃及与加蓬（Gabon）、印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w Guinea），一股脑儿归作同类社会的方式极为可笑，可是在情理上也非完全不通。因为这些国家都一穷二白（与“发达”世界相比），[5] 且无独立生存能力，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它们的政府也都一心一意想要“发展”，同时却也都不信任外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即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相对利益”结构），或在国内实行任由私有企业自行发展的政策，能够帮助它们达到发展的目标。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场经济大萧条及大战本身的历史教训，就值得它们警惕，作为其后事之师。加上冷战的无情铁腕紧扼全球，只要还有任何自由可以掌握本身行动步调的国家，自然都小心翼翼，避免加入两大联盟的任何一方。总而言之，也就是极力避开人人闻之色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