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权后期的战争模式（第6/14页）

首先，地缘政治及军事地理层面。当北魏定都平城时，淮河流域、汉水中下游地区属于极远的南方，根本无法威胁到北魏最重要的代北、河北地区。且淮河、汉水流域湿热多雨、终年不冻，河道和丛林太多，不适宜骑兵运动，所以北魏没有向淮河、汉水以南扩张疆土的冲动。但洛阳与淮河、汉水流域在气候、地理上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迁都之后很多鲜卑大臣都难以忍受洛阳夏天的暑热，而当他们适应了洛阳之后，淮河、汉水流域也就不那么陌生了。再者，当北魏定都洛阳之后，距南齐控制的南阳盆地、淮河中上游地区只有四五百里，这使得洛阳缺乏安全感，必须将边界线推进到淮河和汉水以南。孝文帝的三次南伐都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的。

其次，制度和社会层面。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对汉地的控制力和资源的征发能力大为增强。在对南方战争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征发步兵的数量。在元宏的第二次南征之中，北魏在后方诸州两次征发一年期士兵，这种蕃兵在每年八月集结到前线战区，在秋冬季节进行作战，来年夏季则与下一轮士兵换防。在后来的宣武帝朝对梁作战中，仍在沿用这种战争动员模式。这种以征发步兵为主的军队可以进行时间较长的围城攻坚战，也可以驻防在淮河流域的城垒中进行持久防御，且适应当地水网、山林地形，是北魏军队向淮南扩张及坚守的最主要力量。

第三，文化层面。孝文帝元宏汉化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在文化上改造拓跋鲜卑，使之在语言、风俗、生活习惯上全面汉化。伴随着这一过程，自元宏到高层臣僚都不再有拓跋焘那种“我鲜卑”式的自外于华夏的心态，开始把北魏政权看作继承了汉、魏、晋正统的中原王朝，实现对南方的统一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在元宏前两次发起南征时，群臣多认为正在营建新都洛阳，不应过度征发百姓，但再无人质疑兼并南方的合理性。

在进攻南齐的战事中，元宏一直在刻意营造王者之师的仁义形象。他命令沿淮战区释放所有掳获的齐境民众，禁止魏境的百姓趁火打劫。[35]在进军到淮河以南的齐境之后，魏军还尽量从后方运来军需品，所谓“车驾巡淮而东，民皆安堵，租运属路”，对齐境百姓也“如在内地，军事须伐民树者，必留绢以酬其直，民稻粟无所伤践”[36]，这和拓跋珪、拓跋焘时代魏军赤裸裸的抢掠已完全不同，而它背后则需要一整套后勤保障体系。在第一次南征之前，元宏就已经对臣下坦言，他南伐的主要动机就是“巡淮、楚，问民之瘼，使彼土苍生知君德之所在”[37]，即向南方政权及民众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同样因为这种原因，魏军的第一次南征缺乏准备，军事上并不成功，才有了后来的第二、第三次南征。南齐方面的史籍虽不会正面记载元宏的这些道德表演，但《南齐书》在记叙495年魏军包围寿阳的庞大兵力时，也记载：“（元宏）不攻城，登八公山，赋诗而去。”[38]显露出某种诧异的心态，毕竟元宏的南伐和南朝人对魏军南下的记忆太不一样。

第二节 魏宣武帝初年的对南扩张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元宏病逝于第三次南征军中，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此时，南齐皇帝萧宝卷统治残暴，诛戮大臣，引发各地的反叛。500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投降北魏，魏军因此进占寿春，首次控制了这座淮河以南的军事重镇。501年，萧衍推翻萧宝卷代齐建梁，从此开始了梁魏之间（包括后来的东西魏）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对峙和战争。正始元年（504年），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迁又投降北魏，魏军得以占领汉中地区，使梁魏战争进一步升级。下面就结合北魏的战争动员方式对这一过程进行简要梳理。

500年魏军进占寿春与应急动员

景明元年（500年）初，齐豫州刺史裴叔业担心遭到萧宝卷诛杀，开始与北魏方面联系投诚。北魏的豫州与齐朝豫州隔淮相邻，治悬瓠城，刺史为薛真度，他及时将裴叔业的动向上报魏廷。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此时居丧，由元禧等大臣主政，当裴叔业将一个儿子送入魏境为人质后，魏廷紧急调兵向寿春进发。在给裴叔业的诏书中，魏廷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