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魏晋风度（第6/8页）

例如五言诗体，便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完全确立和成熟的。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是一字之差，表达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这一点钟嵘总结过：“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一句即可。这使它比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另方面，它又使汉代的杂言（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均有）规范化、正统化、格律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言律所超越。此外，如六朝骈体，如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匀衡、协调、和谐、错综、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的重要审美因素。

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如此。曹植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所谓“起调多任务”（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等等）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对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等等）、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等等）……，(参阅肖涤非：《读诗三札记》）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做诗，而不大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所以锺嵘要说他是“譬人伦之有周孔”了。这一点的确具有美学上的巨大意义。其实，如果从作品的艺术成就说，曹植的众多诗作也许还抵不上曹丕的一首《燕歌行》，王船山便曾称誉《燕歌行》是“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但由于《燕歌行》毕竟像冲口而出的民歌式的作品，在当时的审美观念中，“率皆鄙质如偶语”，就远不及曹植讲究字句“词采华茂”。这也就不奇怪锺嵘《诗品》为何把曹丕放在中品，而把好些并无多少内容只是雕饰文词的诗家列为上乘了。当时正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可见，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才构成魏晋风度。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过程。谢赫总结的“六法”，“气韵生动”之后便是“骨法用笔”，这可说是自觉地总结了中国造型艺术的线的功能和传统，第一次把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在理论上明确建立起来，“骨法用笔”（线条表现）比“应物象形”（再现对象）、“随类赋彩”（赋予色彩）、“经营位置”（空间构图）、“传移模写”(模拟仿制）居于远为重要的地位。康德曾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应该说，中国古代相当懂得这一点，线的艺术(画)正如抒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

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图版25、26]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品遗迹。他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情绪意态、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髙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逸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甚至在随后的石碑石雕上，也有这种不同于两汉的神清气朗的风貌反映[图版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