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第9/10页）

理论进步只是全部自然科学成果的一小部分。化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合成材料，其中有一些在消费品和工业中有重要应用（尼龙、乙醛汽油）。物理学家为了粉碎原子而建造了新的可以将电子速度极大提高的强大机器。甚至原子裂变技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于生产一种具有超强威力和破坏力的东西——第一颗原子弹。

战时科学家实现了对核能的控制是发明过程转变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例子。1914年以前，至少大部分重要发明是通过个人努力所创造的。在发明投入到实际应用之前，发明者和一些中间人经常必须努力向世人证明，他们所发明的物品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者和应用者之间的传统关系被戏剧性地颠倒了。人们首先决定需要什么类型的机器和武器，之后再指派给专家设计出达到技术要求的任务。因此，发明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控制的过程。甚至有把握说具有更大载荷更快速度的坦克和飞机将会出现，并且可以大致估计出将花费多长时间可以解决在设计和生产一种改进样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种有计划的技术发明类似于在战争和大萧条中被广泛应用的社会经济管理技术。人们首先从组成部分对过程进行分析。如果整个过程都如规划者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就会寻找一些需要扩大规模或改变方法的瓶颈。之后，直到一些新的想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且良好的工作性能可以为整个过程带来提升，所有的精力和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瓶颈方面。大型工业装置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都以这种方式来工作。全新的首先是范围，不是一个工厂而是整个工业成为计划目标的一个普通的单位，其次是可以通过思考来改善现存的执行方式和材料局限。这种工作方式效果极其明显，发明速度加快，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明确性来有计划地解决特定的技术问题。这就像一个盲人摸索着通过一个陌生的房间后突然看到光明一样。

这种有计划发明的出现是人类理性的巨大胜利。理性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也在其他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例如通过凯恩斯（1946年去世）等人的研究，经济学获得了巨大进步。通过认真思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困扰着英国的大萧条，凯恩斯认识到，即使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影响货币供应和信誉的国家政策也是调节经济活动层面的主要因素。这一洞见通过越来越多的反映具体经济活动的详细数据而不断完善，这也让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调整税收和货币政策，即使无法清除至少也可以缓解经济繁荣和萧条轮流交替的状况（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早时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种间接控制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共产主义指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从这一点来说，通过成熟的市场管理机制完全可以更好地实现对供需关系的调节。

人类理性在科学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不断胜利与20世纪非理性层面上的个人动机和活动处于一种不同寻常的对立局面。原则上，至少当处理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学而不是其他事情时，理性或许可以容许非理性的行为。而这也仅在经济科学中才会出现。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无论这意味着说服人们在买新的香皂，还是引导公众为候选人投票或将新兵训练成为懂得服从的军人，管理者可以在呼吁人们心理的一些非理性层面时使用理性的思考。

将这种技术更加广泛和系统地应用于社会，将把人类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保护者和任人摆布的人、精英和大众。将每一种行业的领导责任都置于党员肩上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会明确接受这种观念。法西斯主义者的信条强调意愿和勇气而不是理性，但同样也是精英统治。源自18世纪的民主理论否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任何根本的差异，但是西方世界民主国家中的行政和专业实践也符合精英统治的模式。大众对精英，非理性主义对理性，自发性对控制是整个20世纪西方所经历的一种明显相互矛盾的不同层面。

另一方面，随着考古学和有关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使得世界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一种真正存在的可能性，而在19世纪影响已经很大的以时间为线索的历史观点也在继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936年去世）和阿诺德·汤因比（1975年去世）这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将其他文明与其自己的文明同等看待。将欧洲、中国或其他所有地区的人类经历武断地置于中心，并且忽视和蔑视除此以外地区的历史观点已经失去了根基，但是却没有出现一种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可以让人普遍接受的模式。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在苏联成为一种教条，但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此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