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第5/10页）

20世纪20年代末，德国经济迅速发展与复苏缓慢、异常困难的苏联形成明显的对比。内战结束后列宁立刻决定，推迟建立共产主义的尝试。由于他的推断总是基于西欧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会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假设上，所以就有必要将许多无产阶级经验和共产主义者投入到支持在欧洲和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事业之中。当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失败时，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外无产阶级帮助的计划必须被搁置。苏联无论情愿与否都得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而列宁的反映就是在1921年颁布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农民和小商人自由买卖，只有国民经济的“主要控制力”保持在国家手中，如银行、工厂、对外贸易和交通等。

许多理想化的共产主义者认为，新经济政策背叛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向毫无见识的农民那种自私的经济行为让步。而苏联以外普遍将新经济政策视为共产主义无法运转的证明。然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苏联的城市经济仍基本在国家控制之下。1924年列宁的去世引发了对最高权力隐蔽而激烈的争夺。直到1927年斯大林成为列宁的继任者。此时部分自由经济（换句话说由无数的私人经营，其中大多数是对市场反应迟钝的农民）和部分计划经济（换句话说由反应同样滞后的国家人员管理；由于计划是由上级下达，他们很少关心价格）运转的困难开始加剧。城市的食品和原料供应不足以支撑政府所要开展的工业发展项目。因此，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并且强迫农村供应城市和工业经济发展所需的粮食和原材料。

强制的农业集体化实现了这一目的。农民被迫将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上交给集体农庄，每个集体农庄在向农民派发作为其工作报酬的任何东西之前，都要将收获的一部分作为税收上交给国家。苏联农民反对集体化，他们宁可杀掉牲畜也不将其转交给集体农庄。这引起了30年代早期一系列农业危机。但是斯大林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从集体农庄征收谷物，即使这对于不合作的农民来说意味着饿死或濒临饿死状态。

主要从苏联集体化农民征集的食品和原料支撑建立了工厂和大坝、开发新矿和制造其他主要产品的大量劳动力。五年计划制订了一系列明确的目标。苏联人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这些目标，这就像一场军事活动一样。人员和物资被集中起来，而且以军事命令的方式管理生产。甚至口号都是军事性的：这种带有感染力和警示力的报纸和演讲极其震撼地回响在军旅、一线工人、阶级敌人中。因而1932年斯大林可以宣布只用四年半时间就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尽管集体化付出了极大代价，但苏联有计划的动员确实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2年，苏联的这一成就在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1929年纽约股市的崩溃，突然终结了20年代的繁荣。恐慌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所到之处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失业使购买力下降，这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苏联不断发展的经济却不知为何从这场危险而似乎无法避免的风波中解脱出来。很多西方观察者认为，与这种徒劳的、令人痛苦的大萧条相比，强制集体化所付出的高额代价似乎可以被谅解。

大萧条似乎验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但是期待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任何西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法国和英国都显得犹豫不决，不能也不愿采取激烈的政府手段去恢复经济。而德国和美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更积极的回应。

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返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利用的经济动员状态。公共建设的应急项目和控制价格及农业生产的努力都没能实现完全地结束失业，但是缓解了萧条的冲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政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一直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公众中所形成的支持新政的共识却产生了一些新的、较之以前迥异的问题。

当1933年1月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经历了极其剧烈的政治变革。阿道夫·希特勒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的领袖。他崇尚意志和英雄主义，认为1918年以后德国被犹太人、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还有国家“叛徒”所中伤。希特勒和多数其他纳粹领导人深情地怀念着战壕中的同志般的友谊，而只有在这个党中他们才会找到一种类似表达他们好战情绪和同志友谊的途径。相信纯正的“雅利安人”血统天生优越是纳粹信条最肮脏的一面，这是为了打击和最终消灭犹太人和所想象的其他劣等民族而进行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