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7/9页）

在西欧一些的确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公司、企业联盟（卡特尔）、工会、政党、教会，以及特殊的职业团体如军官、官僚、律师和其他行业等，都在19世纪捍卫人民主权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乱作一团的既得利益者捍卫国王主权一样有效。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革命者当然要为自由而奋斗，这个曾在19世纪初期激发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变得破败。民主的理想与其影响力惨淡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权阶层从不畏惧为民族奋斗的毫不掩饰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麦那样知晓如何通过在幕后操纵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动的杠杆来扩大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因此，在19世纪后期革命者的热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辞）从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方向。1848年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了作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何注定要夺取政权，从而开创真正自由、平等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直伴随着混乱的争吵，直到马克思逝世后相对稳定的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才得以运行。

但是大量的、纪律相对严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组织也面临着与此时议会政体的妥协。因此，在1914年当战争降临欧洲大部分地区时，尽管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宣称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当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奋时却又陷入了相互倾轧之中。只有小部分激进主义者拒绝违背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正式承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和民选政府

整体上考察这种政治演变可以明显地发现，法国革命者和他们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完成了两件事情。

第一，革命者打破了所有质疑，证明政府实际上是人创造的，并且至少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整和操控。“神创政府”和上帝指定某些人掌握统治权的旧观点，在宣称成功地依据人民意愿行使权力的政治制度面前越来越缺乏说服力。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思想独立于自由政治观点以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如果贫困或不公正继续存在，就可以对局势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补救。因此，社会开始被看作可以无限塑造，可以通过适当的改变标准而慢慢地调整，而且也需要开始被重新进行建构。

所有这一切都与旧观念有很大差别。1789年以前，大多数人都承认生活在根据神的意志所建立、不能也不应被改变的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因此，随着新自由思想浪潮的传播，对这种由快速工业化社会所创造的社会需求显著的回应显得更加迅速，并较之以前来说没有产生激烈的抵制。

第二，法国大革命和所有欧洲政府在之后几十年中的政治经验表明，如果政治领袖在他的控制之下有足够的手段获得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政府可以获得比旧制度的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最突出的例子是全民兵役制，全体人民支持的政府可以征募人力的规模是旧制度的君主做梦都无法想象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乎同样表明了民选政府可以有效地扩大活动范围，即一个稳定的税收规模，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则未能建立一种与其臣民的有效关系。

增强政治适应性和扩大权利是西方文明民主革命的成果。民主革命因此，成为工业革命的孪生兄弟，而工业革命也增强了适应性，并且扩大了西方人的实际权力。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共同的结果是导致了西方式生活权利和财富的兴起，以至于所熟知的其他形式的文明再也无法抵制西方的入侵。

知识和文化的革命

西方优越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秘密不单是物质优势和政治组织的问题——尽管这些很重要。另外，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追求真理的西方科学知识成就和西方人渴望对美丽的艺术表达所达到的深度、影响力和复杂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对发生在1789～1914年间西方世界文化活动的规模和多样性作一个简单的总结通常并不困难。对于19世纪早期阶段开始获得赞扬、注重个人的自我展示和具有创意的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来说尤其如此。对欧洲每一个民族和地区独特的历史进程中的兴趣，与民族主义运动相互激发，同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差异性的民族价值把文学划分成了不同的民族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