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禄秩的伸展与“吏”群体之上升（第5/10页）

春秋列国的执政大臣亦称“卿”(20)。晋有六卿，然而是三军将佐之称，不是按兵刑钱谷来分工任职的。鲁国的三卿倒是分任“三司”的，即司徒、司马、司空；郑国六卿既有分工、又有位次之别，依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少正为序；宋国六卿，则是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21)。则郑、宋的六卿，行政首长（当国、为政或右师、左师）之下，若干卿各有所司，存在着职能分工。这时的卿是“世卿”，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三族之类，是先有了卿大夫的家族权势，进而在瓜分事权时各领一司的(22)。梁启超云：“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23)“权在得政之人”即是“世卿”之义，官职的占有其实是“以人为本”的。无论三卿也好、六卿也好，这“卿”仍不纯粹，有贵族品位和行政职位的双重色彩，不同秦汉。

战国卿、大夫、士等爵号，仍在发挥品位功能。“战国时代三晋、齐燕的爵秩等级，大别为卿和大夫两级”(24)；“战国时各国的爵制大致有卿、大夫两个级别”，“卿有上卿、亚卿、客卿之别，皆为一国的高爵”(25)。孟子曾是齐国的三卿之一，蔺相如、虞卿曾为赵国之上卿，燕昭王曾以苏代为上卿，以乐毅为亚卿。秦国也有上卿、卿、客卿，上卿如姚贾、甘罗，客卿如“客卿胡阳”、“客卿灶”、“客卿通”。战国“大夫”，有上大夫、中大夫、国大夫、五大夫、长大夫、大夫等等名目，比春秋复杂多了，反映了卿、大夫体制正处在蜕变之中。所谓“卿”、“大夫”，有的执政任事，有的却是闲人。荆轲不过是一介刺客，燕太子丹想利用他，给予上卿之位，先养起来。据说齐威王让淳于髡做了上卿，又说他做的官是“诸侯主客”(26)，推测他共有二衔，一爵一职。稷下学宫把学士七十余人安排为“列大夫”，“不治而论议”；三晋设有“中大夫”，用以安置贤人(27)。“某某令”之类职能性官称，一眼就能看出那人干什么；而“卿”、“大夫”只表示那人已在“人才队伍”或“干部队伍”之中了，表示他是高干还是中级干部；至于他们具体干什么，官号上看不出来，实际也完全可能有位无职。这种“卿”、“大夫”，显然是品位概念。

等级变革的规律之一，就是越往等级上端变革越慢，传统色彩越浓。战国等级体制的下端已广泛使用“若干石”秩级了，“若干石”取代了传统的上士、中士、下士等爵称，清晰标出了与权责相称的报酬高下，从而表明这个段落的人员是“吏”；等级的上端则依然保留着“卿”、“大夫”爵号的浓厚影响。然而变革毕竟在不断推进。位阶管理上越来越重“事”，各官职的地位随政治发展而起伏波荡着，其间那些显示了行政重要性的官职不断脱颖而出，并因权责大小和统属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新的等级关系。所谓“自然而然”，意思是在政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用非行政性的品位“外加”的。汉初《二年律令·秩律》中列在二千石的诸卿，其中有一些在较早时候不是显官，并不拥有“卿”的荣耀，它们是“自然而然”地升上来的。

《秩律》之中，中大夫令和郎中令是二千石，但劳榦先生推测，这两官既然以“令”为称，那么它们在秦应是千石之官：“又秦官凡九卿之职，皆不称‘令’，而‘令’、‘长’之职，乃九卿及二千石之属官，其中大夫令及郎中令之称令，亦故为千石以下官，非九卿；亦犹尚书令故属少府，自汉以后其名未改、其职渐尊，寖假而驾乎九卿之上，成为辅相，然故为少府属官，犹斑斑可考也。”(28)。劳榦通过称“令”一点，论证秦之中大夫令和郎中令，原先不在“九卿”之列，秩级也在千石以下，这看法发人深思。“令”是战国的新兴官职，在较早时候，称“令”之官确实地位不高。

劳榦先生云“尚书令故属少府”。今查《秩律》，“少府”记作“少府令”，那么少府本身也曾称“令”，汉初亦然。汉朝少府下属的称“令”之官多达16个，这个机构也是大令管小令的。依劳先生思路，较早时候少府也应是千石之官，跟中大夫令、郎中令一样，并没有“卿”之尊位。又据《百官公卿表》，典客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更名大行令，那么此前典客的职称，是否可以理解为“典客令”呢？多少暗示了那官职是近乎于“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