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三：品位结构中的士阶层（第17/23页）

(66)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67)韩愈：《原道》，《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68)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文苑英华》卷六六九，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242页上栏；《全唐文》卷八六六，第9075页上栏。

(69)王毓铨先生指出：“以人身为本的徭役和贡纳重于以土地为本的田租（赋、粮）。不仅重，而且重得多”，“官与民之不同处很多，其主要之点是看他是否向皇帝当差。”见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收入《莱芜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8、365页。

(70)张显清：《明代官绅优免和庶民“中户”的徭役负担》，《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71)《大明会典》卷七八《学校》，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239页上栏。按明朝官宦生员免役，只免杂役，不免里甲正役。参看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72)“在京官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三十丁；二品粮二十四石，人二十四丁；三品粮二十石，人二十丁；四品粮十六石，人十六丁；五品粮十四石，人十四丁；六品粮十二石，人十二丁；七品粮十石，人十丁；八品粮八石，人八丁；九品粮六石，人六丁。在外官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二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清世祖实录》卷三七，《清实录》，第3册第303页上栏。

(73)清廷后来实行“摊丁入亩”，但某些地方仍有丁税，那些地方的绅士依然拥有免役特权。特权扩大到绅士的家族成员，例如贵州黎平府学的一块碑文记“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某些地方还扩大到童生，例如吴嘉炎治下的广东普宁和儋州，儋州“旧例，儒户悉免徭役，故俗以应试为荣，童卷至数千”。参看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以下。

(74)《学政全书》卷二五《优恤士子》，《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8册第656页下栏。

(75)《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二○，嘉庆十六年（1811年）上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08册第941页。

(76)《礼记·王制》：“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郑玄注：“不征，不给其繇役。”《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42页上栏。照这种说法，周代进入国学的青年人——他们当然都是贵族子弟——并不承担平民的徭役。就《周礼》等书看，国子生另有职役，如值宿、当差和从征等，但那与井田农民的兵役、徭役并不相同。

(77)《商君书·农战》把士人列在“舍农游食”者之列：“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怠，农者怠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名外于法而誉加焉，则士劝名而不畜之于君。故中章、胥己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不畜”或作“上畜”，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页）。也是说一旦“随文学”，就可以“不畜于君”了。

(78)《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79)文翁在蜀郡建立学官，“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又《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记，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傜役。”

(80)《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俞启定、施克灿先生将之解释为“即都可以享有太学生待遇而免除徭役，不再有名额限制。但这样一来，显然会给政府开支造成负面影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比宣帝时还是扩大了5倍”，见其《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按，太学设员与民间通经者免役，是不相干的两件事情。汉元帝初年，太学生超过了千人，太学的待遇和设施都是要花钱的，所以设员千人，限制人数。汉成帝“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其“复如故”指太学设员又减至千人，而“能通一经者皆复”的法律未变。民间通经者免役的做法虽然减少了服役者，但对帝国数千万人口来说，只是九牛一毛。汉元帝之后，“能通一经者皆复”作为惯例维持下去了，它是私学的经师及弟子可以免役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