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等分类三题之二：秦汉冠服体制的特点（第20/26页）

(14)杨宽先生说：“可知初次加冠，无非表示授予贵族‘治人’的特权；再次加皮弁，无非表示从此要参与兵役，有参与保护贵族权利的责任；三次加爵弁，无非表示从此有在宗庙中参与祭祀的权利。”见其《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2页；《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页。

(15)《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

(16)首先，周朝的冕是否有旒，无法得到考古资料的证明。周以至夏商虽然出土了很多穿孔玉珠，但多用于项链、玉组佩及其他串饰上，并不是冕旒所用的玉珠，看不到冕旒的迹象。其次是服章。周朝冕服上有“火龙黼黻”之类纹章，可以推想等级较高则纹章较多，但严整的十二章制度是否存在，也没多少史料足资证明。

(17)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8页。

(18)郭沫若先生认为“黄”是佩玉：“黄、珩、衡为一物”（《金文丛考·金文余释·释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3页）；“古金文乃至甲骨文中之黄字或从黄之字所从黄字，为珩之初文，乃玉佩之象形。”（《师克盨铭考释》，《文物》1962年第6期）但唐兰先生认为“黄”是系巿之带，见其《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光明日报》1961年5月9日，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以下。陈梦家先生也说是衣带，见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释黄》，《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以下。近年孙机先生详考其事，认为“黄为命服中的玉佩”，至此已无可置疑。见其《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第124页以下。

(19)参看杨宽：《西周史》，第476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以下；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见官制研究》，台湾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第324页以下。

(20)《十三经注疏》，第426页上栏。

(21)《十三经注疏》，第1481页上栏。

(22)许慎：《说文解字》卷七下，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赤巿”二字据段玉裁之说补，见其《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下栏。

(23)孙机：《周代的组玉佩》，收入《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31页。

(2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赏赐篇》，《燕京学报》新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以下；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286页以下。

(25)许倬云先生也说：“《礼经》所谓君子庶人之别及封建阶级之间的区分，都未必是如何井然有序的。”《求古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33页。

(26)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27)参看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1957年；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以下；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5页以下；宋镇豪：《中国风俗通史》第2卷夏商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以下；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以下；宋镇豪：《商代玉石人像的服饰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2页以下；等等。

(28)分见《管子·立政》：“度爵而制服”，赵守正：《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及《周礼·春官·典命》，《十三经注疏》，第781页上栏。

(29)《大明集礼》卷三九《冠服》，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

(30)戴庞海：《先秦冠礼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以下。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总的说来，‘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禁异服’、‘同衣服’，重共性而限个性发挥，求观念守常而轻款式繁化，是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安民导俗的通举。”参看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这个判断也许适合春秋，但不适合战国那个变革时代；既令统治者真的都有“禁异服”的“通举”，也没能限制住新服饰的蓬勃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