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叠压与并立：从“爵—食体制”到“爵—秩体制”（第24/27页）

(52)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6页，“封爵表”序。

(53)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7页。

(54)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55)参看郭子直：《战国秦封宗邑瓦书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7页以下；又收入党怀兴等主编：《中国古典文献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以下。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第39页以下。

(56)《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造庶长鞅之造殳雝骄▌。”见《双剑誃古器物图录》49，图一三○，2。高明先生称“造字之前有五字不清，复原当为‘大良造庶长鞅’”。见其《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6页。《大良造庶长鞅戟》：“十六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雝矛。”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9页。释文参看罗福颐：《三代吉金文存释文》，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版，卷二十“杂兵”部分。又见《殷周金文集成》第11911号，第18册第283页；释文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6册第731页；或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52页。《大良造庶长鞅造殳鐓》：“十九年大良造庶长鞅之造殳犛郑。”咸阳塔儿坡M27063墓1995年出土。参看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王辉先生考定为秦孝公十九年（前343年）商鞅监造的秦孝公仪仗器，见其《十九年大良造鞅殳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相关图片又见张涛、王齐秀：《秦汉寻梦：咸阳出土文物精华》，《荣宝斋》2004年第6期。

(57)赖非主编：《山东新出土古玺印》，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页，编号007。这部书有可能不恰当地收录了一些伪印，参看陈根远：《山东新出土玺印献疑》，收入王人聪、游学华编：《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03页以下。但对这枚“右庶长之玺”没见人质疑。这枚战国“右庶长之玺”若不伪，似以理解为官印而非二十等爵印为好。

(58)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第334、358页。按，在《商君书·境内》中，“军爵”与“公爵”是有区别的。高亨认为公爵对军爵而言，是文官或无官者的爵位。见其《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7页。安作璋、熊铁基认为军爵是军队中的爵制，包括公爵的最低几级，其下还分若干级。见其《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下册第433页。高敏认为军爵面向将士，属于军功赐爵；公爵面向军队以外的人，属于事功赐爵。见其《秦的赐爵制度试探》，《秦汉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12页。其中安作璋、熊铁基的解释较为深入，如依其说，则《商君书》的“军爵”与二十等爵并不相同。当然，睡虎地秦简的《军爵律》的“军爵”所指，就是二十等爵。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3页。

(5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页。

(60)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皇帝统治之出现》，《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版。

(61)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第447页。

(62)《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刘攽认为“其民爵比不更”句衍“民”字：“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辄得之。”徐复先生认为“民”字不误：“此当在‘其民’二字处一逗，直冒下‘爵比不更’二句，不更，秦官爵名，言不豫更卒之事。”见其《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因有爵级，巴民就可以“不豫更卒”、可以“有罪得以爵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