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第4/6页）

哪里是真正的智者聚居的地方，伊拉斯谟就一定会在那里露面的。这样的迁居过程已经被人们介绍得很多，这里就不必重复详情了。

伊拉斯谟曾经在巴黎研读，那时他是个穷学者，险些冻饿而死。他曾在剑桥讲过学，在巴塞尔出过书。他还曾试图将启蒙的火花带进闻名遐迩的卢樊大学，最终徒劳而返。他在伦敦度过了很长的一段岁月，还在都灵大学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他熟悉威尼斯的大运河，对荷兰西南部的希兰和意大利北部的隆巴蒂的糟糕道路了如指掌。罗马的天空、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希腊神话中遗忘河(3)的水也不能把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洗去。只要他肯迁居威尼斯，便能够得到一笔丰厚的年金；每一所新建的大学都会向他发出隆重邀请，请他担任一个自己中意的职位，他可以教授课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他偶尔光顾一下校园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总是坚决地谢绝这些邀请，因为这些邀请似乎都意味着久居和依附。在万物之中，他最离不开的是自由。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败的居所；他喜欢风趣、快活的谈伴，而不愿意与乏味的人交往；他不会把勃艮第那块土地上出产的甘醇的葡萄酒，和亚平宁山地寡淡的廉价红酒相提并论。但是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倘若他必须把别人视为“主人”，就没有办法这样过日子。

他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是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不论地平线上出现了什么新物体，伊拉斯谟都会立即把他智慧的明亮光束投射过去，竭尽全力让其他人看清事物的真面目，剥掉那些装饰，戳穿他无比痛恨的愚蠢和无知。

他在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能够做到这些事，而且既能够成功躲过新教狂热分子的怒火，又避免了宗教裁判所的薪柴，这是他一生中招来最多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提起祖先的时候，似乎总是对殉难者怀有一种真切的热情。

“为什么这个荷兰人没有勇敢地站起来支持路德，和其他改革家并肩奋战？”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困扰了至少12代算是有知识的人们。

回答是：“他为什么一定要那样做呢？”

做激烈的事情不符合他的天性，何况他从来没有想过做任何运动的领袖。想告诉世人应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人们都有一些自以为正确的信念，但是伊拉斯谟缺乏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而且他觉得，不见得每次重新规划住房时都要把老房子拆掉。的确，地基需要修理了，下水道已经过时了，花园里扔满了过去的住户丢下的垃圾和破烂，但是只要房东说话算数，愿意花些钱马上改进，而且给他一定的时间履行诺言，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伊拉斯谟所期望的就是这些，他也不希望走得太远。尽管伊拉斯谟的敌人轻蔑地嘲讽他为“温和派”，但是他的成就绝对不差于（也许更高）那些极端的“激进派”——从前世上的暴君只有一个，他们却带来了两个。

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伊拉斯谟不支持任何制度。他相信世界的拯救在于每个人的努力。只要改造了个体的人，就可以改造全世界。

因此，他直接向平民百姓发出呼吁，以这种方式对当时的不良现象发起攻击。而且他的手段又十分巧妙。

首先，他写了大量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写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恶棍等各色人的。他向每一个不怕麻烦而愿意接近他的人写信，提起笔至少就要挥洒8页之多。

其次，他编辑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原先这些作品被传抄次数太多，以至于错误百出，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为此他必须学习希腊语。他多次试图掌握这种被禁的语言，因此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从骨子里觉得他和地道的异教徒一样坏。这一番话听起来有点荒唐，但这是事实。在15世纪，有身份的基督徒做梦也不会想到学习这种被禁的语言。它就像现在的俄语一样，被当做一种名声不佳的语言。懂得希腊语会给一个人惹来各种麻烦。它会诱使一个人忍不住拿原文的《福音书》和自己读的译本作比较，而对这些译本，教会都早就保证过是绝对忠于原文的。这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他就跑到犹太区去，学会了希伯来文法，这离公开背叛教会的权威只差一点儿了。在很长的时间里，拥有一本写着奇形怪状的弯弯曲曲的外国书籍，就可能会被当做有秘密革命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