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希腊人（第7/14页）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所作的那次演讲（准确地说，法官足有500人之多，他们是苏格拉底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人还会读书写字），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其同情与否——都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通俗易懂的道理。

这位哲学家据理力争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人只要保持自己的良知，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妻室甚至没有住房，也会有所作为。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谁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当局的干涉。”

可惜的是，苏格拉底是在错误的时间进行了错误的陈词。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便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苏格拉底是“温和分子”——一个既看到双方的利与弊，又想尽力找到折中方案以满足一切有理智人士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使他失去了双方的人心，不过那时候双方实力难分上下，腾不出手对他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前403年，那些百分之百的民主派把贵族派赶跑了，完全控制了政权，苏格拉底自然在劫难逃了。

他的朋友们获悉形势后，纷纷建议苏格拉底尽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很明智的。

但苏格拉底的敌人并不比朋友少。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个“口头评论家”，一个绝顶聪明的大忙人，善于揭露那些自诩为雅典社会支柱的人的伪装和思想骗术，这甚至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久而久之，人人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上午说的一些趣事，到晚上就已经传遍全城了。还有人为他编演了戏剧。他被捕入狱时，全雅典城邦的人没有一人不对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了如指掌。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例如那个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却因通晓一切神灵旨意而成为起诉中最卖力气的高尚的粮食贩）深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是在为社会尽职，他们正在为城邦除掉一个所谓“知识界”中的极端危险分子。这个危险分子的教诲只能导致懒惰、犯罪和奴隶的不满情绪。

相当有趣的是，即使在那种环境下，苏格拉底仍以精湛的口才为自己辩解，而且竟然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倾向于给他自由。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放弃争辩和说教的陋习，不再干涉他人所偏好的东西，不再用他那永无休止的怀疑去纠缠他人，他就会获得赦免。

但是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这绝对办不到！”他大声喊道，“只要我的良知和我那种微弱的心声尚在，让我继续向前，并向人们显示通往理智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向他们道出我的想法，绝不计较后果。”

在这之后，法庭除了判处这名囚犯死刑外，别无他法。

苏格拉底获得30天的缓刑。每年一度去戴洛斯朝圣的圣船还没返航，按照雅典的法律，在圣船归来之前是不准行刑的。在这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苏格拉底泰然地待在地牢里思索怎样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有许多次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已不虚此生。他累了，准备辞世而去。直到行刑之时，他还在和他的朋友们谈话，试图用自己追求的真理开导他们，要他们把头脑用在精神世界上，不要浪费在物质世界上。

接着，他饮下毒酒，躺在卧榻上。从此以后，一切争论都随着他的长眠而宣告结束。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的门徒们曾一度被铺天盖地而来的公众愤怒吓破了胆，觉得还是离开他们先前活动的场所为好。

可是等他们看到一切都平息无事了，便又回来重操公开讲学的旧业。在苏格拉底死后不过10年，他的思想更普及了。

与此同时，雅典城邦经历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经结束5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一场体力战胜脑力的大胜仗。不用说，这种状况是持续不了多久的。斯巴达人从没写下一句值得记忆的文字，也没有对人类知识有过一点儿贡献（只有一些战术除外，这些战术已沿用到今日的足球比赛里）。斯巴达人认为，当敌人的城墙被推倒，雅典的舰队也被削减到数条时，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但是，雅典人的头脑却没有因此而失去敏捷和智慧。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10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就又聚集了世界各地的船只，在希腊联合舰队中，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