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第5/6页）

元末张士诚取民无艺，苏州增至一百万，松江亦于旧额有加。洪武初，怒苏民附张，取豪族所收佃户租入私簿付有司，令如数定田税，遂一时骤加，有一亩征粮七斗以上者。自此苏州多至三百万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余万石。民困弗堪，连岁逋负。

洪武十三年命稍减其额，自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如旧。建文二年下诏：“苏、松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如此则百亩十石较唐尚四倍。

永乐夺位，尽革建文之政，苏、松复罹重赋之厄。宣德、正统间，特遣侍郎周忱巡抚其地，苏州得减秋粮七十余万石，松江得减秋粮三十余万石。然十轻二、三，较他处相去犹若天渊。主计者但曰“东南财赋之乡，减之则国用不足”。自万历迄明末，惟有不时额外浮增，无复宽省。然民之实完于官者，亦岁不过十之五、六。苏、松有司，终明世完及七分者即为上考。【又按；明洪武二十六年制，凡户部官吏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

此种赋税不均，直到清代因仍不革。

清代赋税，一依明万历原额，定限考成，并责十分全完。就康熙初年言，直隶钱粮每年共九十二万余两，福建、湖广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广西仅六万余两，而苏州一府，每年共银一百一十八万余两，尚有米、麦、豆一百五万余石。松江一府，钱粮每年共银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常州、镇江两府，每年银、米亦不下数十万。一府钱粮之数，可比于一省。苏州一府不过一州七县，松、常、镇三府属县亦寥寥无几，每县钱粮多者数十万，少者不下十数万。【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朔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则比昆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其弊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而赋额遂不平也。”】

唐中叶以前北方的财富，到明代已全转移到南方来。但是明代南方民众的生活，却较之唐中叶以前的北方民众苦得多。

周忱论苏、松民户七弊：“一、大户包荫，二、豪匠冒合，三、船居浮荡，四、军囚牵引，五、屯营隐占，六、邻境藏匿，七、僧道招诱。”太仓一城，洪武二十四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至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覆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余皆逃绝虚报之数。可见江南民生之不聊。

这是明代国运不如唐代一绝好说明。

但是政府的重赋，与富豪之兼并，虽使江南一带之小民水深火热，而巨家富室依然发荣滋长。【张居正谓：“江南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古者，大国公田二万亩，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顾亭林云：“人奴之多，吴中为甚。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讳其奴名，谓之家人。”】

亦正因为江南为财富所集中，所以人物日盛，仕宦日达，而他们对于社会兴革事宜，到底还有几分心力顾到，农田水利人事方面，不时有所进修，得久维不坏。

明代有专管苏、松等七府水利官。初设主事或郎中，【正德九年。】嗣遣都御史。【十二年。】又遣工部尚书。【十六年。】又令巡盐御史、【嘉靖四十五年。】巡江御史【万历三年。】督管。永乐二年、弘治七年、【发民夫二十万。】正德十六年、【发军、民夫十余万。】嘉靖六年、二十四年、隆庆三年、五年、万历三年，屡兴大工。

至于北方，渐渐从国家的重任下逃离，而民智民力，亦逐渐惰窳萎缩，终至于担负不起国家重任来，而社会事业，亦遂败坏于日常堕退之中。

首论北方水利者，为元代之虞集。【漠张湛、北齐裴延儁，至宋何承矩，皆于河北兴水利。元则有托克托、郭守敬及虞集。】言之尤精白者，为明代之徐贞明。【有西北水利议，亦名潞水客谈。】其它如邱浚等亦皆言之。【明人尚有袁黄、汪应蛟、左光斗、及清有李光地、陆陇其、朱轼、胡贲璩、柴潮生、蓝鼎元诸人。最后有左宗棠。】然所言多限于河北京东一带，正因北京为仕宦人物所萃集，故犹有议论及之。若其它北方水利，则少有注意者。直至清代，治河官凡三：曰北河，【专治京畿诸河。】曰河东，【分界以治黄。】曰河南，【治淮，治仪真、瓜州一带长江。】而运河则三河分治之。盖除治黄通运以外，几不知再有所谓水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