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第3/6页）

宋室南迁，江南更急激开发。

宋史食货志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又宋自南渡以来，六师百万之命，悉寄东南，水利大兴，江东、西、明、越圩田、围田、阪塘、堰闸之制毕设。

那时大批北方难民，都参加了开发南方的工作。

绍兴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十里，无人可耕。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资中兴。”

水利计划，继续有人提出注意。

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大理寺丞周环论太湖地低，杭、秀、苏、湖四州民田，多为水浸，请复导诸浦，分注诸江。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灿言：“太湖数州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一川，宜其有所不可。昔人于常熟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扬子江。又于昆山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虞。”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祐间，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又开三十余浦。此见于已行者也。乃诏监察御史任古覆视。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平江四县旧有开江兵三千人，今乞止于常熟、昆山两县，各招填百人”云云。【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八〇、中兴小记三八。】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