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第4/6页）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

此亦自南宋已然。如宋籍没韩陀冑及其它权幸之田，皆仍私租旧额。贾似道回买官田，亦依私租额也。

天下的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邱睿大学衍义补。】而苏州尤甚。

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

苏州一府皆官田，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张士诚据吴，其所署干章、太尉等官，皆出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明初遂按其租簿没入之。

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一石。诏减什三，犹为七斗。

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粮重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嘉靖以后，官田、民田，通为一则。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太仓亩科二斗九升，小民遂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英宗时，松江积荒田四千七百余顷，皆因重额，久废不耕，而税加于见户。

以苏州田赋与唐代租庸调制相较，其差至四、五十倍。

吴中亩甚窄，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中。亩收多不能至三石，少不过一石余。私租者重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以一亩租一石计之，唐租一百亩仅二石，是相差五十倍也。【又按；集姑苏岁纳苗米三四十万斛，较之明代额差十倍矣。范仲淹即南宋以东南支军国之费，其正赋亦只有明末五之一。】

稍次于苏州者则为松江。

宋代征于苏州者，夏税科钱。秋粮科米，约其税额，共计不过三十余万。松江科亦同于苏州，共计岁输不过二十余万。其后因行公田，赋法杂乱。元初仍宋旧，延佑中增定赋额，苏州征至八十余万，松江征至七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