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国民性探源 第十三章 先秦：专制的源头（第15/24页）

通过系统化的分封制，周朝使中国早期政治实现了空前的稳定。依托分封制，专制体制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充分、最深入的实现。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社会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严密控制，实现了国王对所有臣民有效的高度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成为孔子等人怀念不已的尽善尽美的历史时期。

王

经常有人把西周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制度相提并论。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误读”。这两种“封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周的封建制是直接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之上，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却不依赖血缘关系。事实上，欧洲领主与封臣的关系主要是军事领袖与他的战友下属的关系，分封按照军功大小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远近。欧洲的封建关系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西欧的封建领主除给予附庸封地作为其武器、衣食等费用的来源外，还有保护附庸不受任何伤害的责任，而附庸则必须宣誓效忠于领主并向领主履行诸种义务。所以这种关系是双向的，相对的，可以讨价还价的。如果领主不能尽到保护附庸的责任，或对附庸不公平，附庸就可宣布解除对领主效忠的誓言。阿拉贡王国贵族向国王效忠的传统誓言是最好的佐证：“与您一样优秀的我们，向并不比我们更优秀的您起誓，承认您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领主，只要您遵从我们的地位和法律；如果您不如此，上述誓言即无效。”

正如同阿拉贡的誓言所体现出来的那样，汉语里的“王”和英语里的“王”也有本质区别。英语里的“KN”，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12世纪末，一位学者把国王与贵族的这种关系解释得非常清楚：“主公与臣属之间应该有一种相互的忠诚义务，除敬重之外，封臣对主公应尽的臣服并不比主公对封臣所持的领主权更多。”也就是说，国王与其他贵族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钱乘旦《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而汉语中的“王”则远比英语威严煊赫。

“王”的象形字体在甲骨文直至金文中，“王”是一个象形字，象征“斧钺之形”。而“斧钺”则是杀戮的象征，它对外代表军事征服，对内代表刑罚。事实上，直到周代，王宫里最重要的陈设物还是“斧钺”，《仪礼·觐礼》中就说：“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在上古国王贵族的大墓中，玉钺做为权力的象征，是不可缺少的陪葬品。“王”字的出现，证明王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韩非子》直截了当地说：“王者，能攻人者也。”

通过“斧钺”这个形象，“王”字又与“父”字建立了微妙的联系。“父”乃斧之初字，“斧”最初曾是父权的象征。通过“斧钺”之形，王权与父权接通了。事实上，“王”这个字在诞生不久就被用于尊崇先祖。“父之考为王父。加王者尊也。”

为了给权力的暴力内核穿上一层华贵的外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无不把自己的地位与上天联系起来。夏启发布讨伐令时，就打着上天的幌子，他说：“予曾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就是说，有扈氏不遵天命，反抗王权，上天命我剿灭他们，我今天要代天行罚。商汤攻灭夏桀的时候，也宣称是遵循天命而为：“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我敢于犯上作乱，而是因为夏王多罪，上天命我杀掉他。

到了周朝，国王们终于建立了和上天的血缘联系，周王径直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并且是长子（元子）。《周书·召告》：“皇天上帝，改服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周人之王认为受着上帝的特殊保护，受命于天，因而才打败了殷人，君临天下。

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这不仅仅是虚荣心作怪，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政治的现实需要。通过这种形式，王实现了对一切权力的垄断：不仅是世俗权力，而且包括神权。“国之大事，惟祭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