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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住话头，把我们挨个打量了一遍。

“她的情况我仍记忆犹新。”他说着，又重新翻阅起病历，“她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你所提到的那个日期的前一个星期。她说了些自己的症状，我为她拍了几张X光片。她第二次来是看片子的结果。那些片子不在这儿，不过我把详细情况都记了下来。记得她当时站在诊室里，伸手接过片子说，‘我想知道实情，不愿听安慰的话，也不愿让你和颜悦色地瞒我。假如我在劫难逃，请尽管直截了当地讲明。’”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又埋头看起病历。

我等得心如火燎。他为什么不一吐为快，打发我们走呢？为什么非得让我们等在这儿，眼巴巴望着他的脸？

“哦，”他又接着说道，“她要求我讲实情，于是我就满足了她的愿望。对有些病人应当实话实说，闪烁其词反而不好。这位丹弗斯夫人，或更确切地说，这位德温特夫人，是听不进虚假的话的。这一点你们大概都很清楚。她当时很沉得住气，毫无畏惧之色。她说她早已怀疑到了自己的病情。然后她付了诊费，扭头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他“啪”地盖上盒子，把本子也合拢说：“当时还只是轻微的疼痛，但瘤子已根深蒂固，用不了三四个月，她就得靠吗啡止痛。动手术也没什么用。我把情况都告诉了她。那种病太顽固，就是神医妙手也无法挽救，只能靠吗啡苟延残喘。”

大伙儿谁都没吱声。壁炉架上的那只小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孩子们仍在园子里打网球。有架飞机嗡嗡地从头顶飞过。

“从外表看，她是个十分健康的女人，”他说，“记得她身材消瘦，脸色苍白，可说来也遗憾，正是当今的一种时尚。医生不能单凭这点判断病情。但问题在于她的疼痛会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加剧，正如我方才所言，不出四五个月她就得靠吗啡度日。根据X光的显示，她的子宫有点畸形，这意味着她永远也不能生育。不过这是题外之话，跟她的病无关。”

我记得接下来朱利安上校说了话，对贝克医生不遗余力的帮助深表感谢。他还说：“我们想了解的，你都告诉了我们。如果能得到份病情记录，也许能派上大用场。”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贝克医生连声说。

大家都离座站起。我也从椅子上立起了身，跟贝克医生握手告别。大伙儿一一和他握了手，然后跟着他来到大厅里。有个女人从大厅另一侧的房间里探头张望，一见我们又缩了回去。楼上有人在冲澡，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一条苏格兰犬从园子里跳进来，嗅起了我们的脚后跟。

“我把报告书寄给你还是德温特先生？”贝克医生问。

“也许根本用不着，”朱利安上校说，“我觉得现在就不麻烦你了。需要时，我或者德温特先生会给你写信的。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能为你们效力，”贝克医生说，“我怎么也想不到德温特夫人和丹弗斯夫人竟会是同一个人。”

“这是很自然的。”朱利安上校说。

“你们大概要返回伦敦吧？”

“是的，是的，可能要回那里。”

“最佳路线是在邮筒那儿朝左拐，到了教堂再向右转弯。接下来就是直通伦敦的公路了。”

“谢谢你，非常感谢。”

我们来到车道上，向我们的汽车走去。贝克医生牵着那条苏格兰犬回到了屋里。只听房门“砰”地关上了。在道路的尽头，有位独腿汉子用手风琴奏起了《皮卡蒂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