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民主之形：艾斯特·莎莱夫－格尔兹（第4/12页）

格尔兹总会把自己放在这种历史与力量的另一面。正因此，她才和本书中谈论的其他女性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她最喜欢的国家是瑞典，因为那里看起来似乎奇迹般地坚持自己的民族认知，而拒绝接受欧洲所谓的共同价值。2002年，她的作品《白人离开——在讲述与倾听之间》以一位现在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萨米族[1]社群中的女性为主角（这一族群多以拉普兰人而为人熟知），记录了她在现居地以及返回出生地后的记忆、思考与感慨（两段视频在展示现场同时播出。最初激发格尔兹灵感的，是在萨米人的语言里，并没有关于战争的表达。1918年，托克尔·托马森（Torkel Tomasson）在关于拉普兰人的论述中表示，“我们无法否认，对于真理的认知程度，就像瑞典政治家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拉普兰人，确实要比欧洲主要文明都要优越，尤其是当后者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时。”而这些言辞也作为作品的素材，在第一段视频里由格尔兹要求萨米族女人对它们作出评价。还是让我们回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那段引发了许多在本书中出现的故事的历史事件。事实上，格尔兹希望阐明的，是这场战争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具毁灭性，其影响甚至仍然作用于我们身上。和其他两位艺术家，泰蕾莎·奥尔顿以及耶尔·芭塔娜一样，她还提醒我们，这段历史并没有完结。她们的艺术作品的前提，也正是这些尚未完成的清算。

当然，在战争中，女人也并非是全然无辜的。“因此她在有意识地渴望着‘我们的辉煌帝国’，”伍尔芙1938年在谈论当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的作品《三枚金币》中写道，“于是无意识中，她渴望一场辉煌的战争。”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女性刻意声称自己的清白，同时事实在今天也已经显而易见。《白人离开》中另外的一个精心设计，援引了一份杂志对1931年“国际社会主义妇女日”的评论：“对女性的冷漠和消极态度，是传播军国主义及其自身力量形成的基础。”作为一种危机，这样的状况已经充分引起国际社会主义妇女阵线的警觉，而这也得益于女性主义社会主义者、卢森堡的政治伙伴、挚友克拉拉·蔡特金的思想遗产。而格尔兹则将此与人们通常对瑞典的看法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总能保持中立立场，并且在社会福利方面堪称典范的国家。”而在女性方面，这里则把她们放在“比任何地方都要优先的位置。”由于这里在最近200年里都避开了战争，女性才更容易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得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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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多数本书中的女性类似，格尔兹同样也“居无定所”（在本书里，唯一能在“流浪”这件事上与她“抗衡”的，大概就只有卢森堡了）。1948年，格尔兹出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她后来指出，这里在当时实际上是由苏联人控制的。而她自己当时则是对战争相关的事情毫不知情（她是另一个处于静默状态的孩童）。因而在把他人遗忘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的同时，她也处在让自己的过去分门别类“归档”的工作中。九岁的时候，她随家人一道去了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住了二十五年。然后她去了巴黎，直到今天还在那里工作。因此她同样完成了语言意义上的穿梭：立陶宛语、俄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当我来到法国时，我不会讲法语；当我去了以色列，我对希伯来语一窍不通；我只会立陶宛语、俄语和意第绪语（Jiddish，原文如此）。”她曾这样说道。不断的漂泊反倒成了她实现自由的方式。2010年，在法国巴黎国家网球场现代艺术博物馆进行的一次关于她的作品的回顾展上，玛尔塔·吉利（Marta Gi-li）采访了她。在吉利看来，她的作品是关于离散的犹太人的艺术，她自己不断在边界穿梭的经验，则是在搜寻故事，使这些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在归宿与故地之间立刻转换。她通过受访者得出的东西，既是启发性的，同时也是暂时的：她找到并强调了那些可见可知的内容，同时也给出了只对特定的人的情感具有特殊作用的元素。这恰恰也是她的天赋所在。有些东西总在漂泊。她的作品从不以“安全地返乡”与“潜在的、重新规划的身份”为名，这使得她必须去寻访每一个故事。“我一直漂泊，并且从不因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感到困扰。”她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