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4/20页）

“谣言来自于黑暗中的耳语。”法迪亚·法齐尔在她的作品《我的名字叫萨拉玛》（My Name Is Salma）中这样写道，“然后就会变成人脑中的一颗子弹。”她的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黎凡特小村子的女孩，在诞下一个私生子后逃到英国的故事。而在英国谢菲尔德女子救助中心“阿夏娜”工作的萨娜·布哈里（Sana Bukhari）则表示：“荣誉是让人们停止谈话的东西。”或者用在西伦敦哈默史密斯的家庭暴力调停项目工作人员穆罕穆德·巴里拉（Mohamed Baleela）的话来说，“耳语会传遍所有地方。”这无疑是个反讽，女人们总会被看成谣言的发起者，但这种情况下，她们已经被吓得不敢说话了。“不要误以为沉默就意味着一切正常，”雅思维达·桑茜拉（Jasvinda Sanghera）在2012年2月伦敦道蒂街内部法庭进行的“荣誉与暴力犯罪”研讨会上呼吁，“那恰恰是荣誉作为一种暴力的结果”。

谋杀并不会因人们的谈论而停止。它的最终目的，正是使那个被谋杀的对象彻底从人们的话语中消失。在一些——确切地说是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中，杀人凶手都会以自己的行径为荣，坐牢——如果他的归宿是监狱，更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因为那意味着他的荣耀又多了一个特殊身份的加持（这类犯罪里，荣誉是起因，也是结果）。但一个“不荣誉的”女人身上的气息是可恨的，她那不洁的吸引力会在她死后沾染到凶手身上。土耳其女人爱莎·欧瓦（Ayse Onal）是一位积极的新闻工作者，她也是少数从男性角度，发现男人们也会对荣誉犯罪产生正常犯罪感的研究者（她的新书名为《荣誉谋杀：被杀的男人的故事》）。她曾采访过一个名为纳夫扎特的服刑男子，当妻子告诉他自己的女儿未婚先孕后，他亲手杀死了她们母女两个人。“在纳夫扎特身上不难看出，没有什么，哪怕是他所做出的牺牲（原文如此），都无法阻止流言蜚语……亲手毁掉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意义，更何况起因是谣言这样简单、传统的娱乐形式。”欧瓦在自己的采访最后这样总结。他想要以谋杀制止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但杀人之后情况更糟，仿佛每个人都在谈论他。”纳夫扎特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荣誉”，但却让它彻底破碎。和他的女儿一样，他也成了流言的牺牲者。事实上，“杀人灭口”对于阻止流言传播，从来都无法奏效。

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力量，它也成了人们恐惧的来源。它会成为无辜者潜在的受害缘由，也会成为社群一个看似长期而稳定的共同体——永久诋毁其中某个家庭的手段。在2004年，在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纳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的小说《失落情人的地图》（Mapsfor Lost Lovers）中，作者借叙述者之口表示，“当街上的两个人停下脚步，开始谈论的时候，他们的舌头就像剪刀上的两片刀片一样相互配合，把旁人的名誉剪成碎片。”这本小说中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正是发生在英国北方一个无名小镇上的巴基斯坦社群里的荣誉谋杀事件。评判、暗示、轻蔑、讽刺，这些内容都存在于貌似和睦的邻里生活中，在阿斯拉姆另一种被催生出的想象里，充满了“破碎的玻璃”。人群里没有安全可言。群体所提供的看似是社会存在或集体意识的内容，实则常常以一种公开展示的方式，由内而外默默地撕裂了自己的初衷。就此而言，女性的意义早已被绑架，成为这样一个社群的凝聚力的保证。而事实是，她们不时会被这种机制吞噬，话语和流言是她们的枷锁，也是她们生命最大的威胁。

“谒师所（印度锡克教寺庙）对我来说，仍旧是一个当地流言的聚集地。”桑茜拉在她2007年的自传性作品《羞耻》（Shame）里这样写道。为了躲避包办婚姻，桑茜拉早年从自己在德比郡的家中逃离，随后成为得到德比郡当地政府支持的、致力于保护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南亚妇女社群组织“卡玛·尼尔维纳”（Karma Nirvana，直译为“因果与涅？”）的共同创立者。因此，她的故事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胜利。“我妈妈觉得，在谒师所谈论他人的绯闻是一种糟糕的分享，人最好是能够保证自己的私密性，这样才不至于被评判和羞辱。”而当她和自己身份低下的男友逃离时，她的妈妈再也不能在谒师所里“搂着她的头”了。谣言对于生命和死亡都是麻烦事。桑茜拉的姐姐萝比娜的死几乎是自愿的，她拒绝离开自己滥用暴力的丈夫，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那样做，会给她的父母带来什么：“如果我离开巴德维，他们就会死于因我而产生的羞耻。”她这样告诉桑茜拉。而在桑茜拉逃离之后，人们也是在疏离了她的妈妈很久之后，才再次与她交谈。这种驱逐造成的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死亡。尽管如此，她的妈妈最深切的渴望，还是自己可以重新回到这流言四起的是非之地，和其他人一起唾骂自己那个成为“逃亡者”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