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底层（第5/20页）

但这些故事里，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母亲被牵扯进管教女儿的过程之中，甚至偶尔还会亲手杀死她们。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姐姐做证，阿丽莎描述了她们的母亲怎样把塑料袋塞进姐姐嘴里，同时还怂恿自己的丈夫：“就在这里解决她”。当莎菲莉亚吞下漂白剂，想要以此避免包办婚姻时，她们的妈妈，在阿丽莎看来，摆出了一张“事不关己”的冷漠面孔。“看起来她好像是在想，莎菲莉亚最好是能自己死掉，这样会省掉很多麻烦。”莎菲莉亚因为漂白剂而生了重病，不得不紧急送往医院，她的体重骤降到了5英石[2]。而在法庭上，这位因家族荣誉而变得无比残忍的母亲在案情逐渐明朗后，开始把矛头指向自己的丈夫，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但这只会加剧人们对她残忍犯罪的深刻印象。她显然更乐于看到自己不听话的孩子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惩罚。

普尔纳·塞恩（Purna Sen）把荣誉犯罪中对妇女的牵涉看成此类犯罪的一种特性。在另一桩很有影响力的事件里，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女孩蒂娜·伊瑟尔（Tina Iser）被自己的巴勒斯坦裔父亲和巴西裔母亲一再地辱骂“去死吧”，而当时她已经被他们刺了六刀，躺在自家的地板上奄奄一息。FBI事先装好的窃听设备忠实地记录了这起发生在1989年的可怕案件，而他们之所以会盯上这个家庭，是因为这位父亲被怀疑是恐怖分子（有一种说法是蒂娜打算告发自己的父亲，事情败露才惨遭毒手）。在《失落情人的地图》中，一个女孩极力反对包办自己的婚姻。在新婚之夜，她的母亲竟然热心地为自己的女婿出谋划策。在这位母亲看来，让女儿顺从这桩婚姻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今晚强暴她”。桑茜拉的故事无关荣誉谋杀，但在故事的开头，当她逃走后打电话给她的母亲请求回家时，她的母亲却说她最好在她眼前死掉。桑茜拉由此反问道：“为什么妈妈要维持这种不幸，并把它当成婚姻中正常的部分？为什么她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随后，她遇到了一个被自己兄弟和叔叔虐待的女孩，而她的母亲同样拒绝提供帮助。对此桑茜拉无奈地表示，“你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最糟的敌人，你知道你办不到，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你的母亲。”在《失落情人的地图》里，小说的中心人物、考库布的女儿马赫·雅班回家以逃避自己在巴基斯坦的不幸婚姻。她自然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在与母亲对峙时，她说：“我所受到的伤害，是因为你从没给过我自由，只是想让我重复你的命运。”但她母亲的回应更令人痛心：“我并没有给你那样自由的自由，你没看出来吗？”

法蒂玛·萨西达的母亲艾莉芙·萨西达曾出庭为自己丈夫做证。和莎菲莉亚的母亲一样，最开始她义无反顾地支持自己的丈夫。莎菲莉亚的母亲虽然后来更改了自己的证词，但显然那并不是基于自己活着的女儿的幸福，或死去的女儿的真相做出的考虑。在莎菲莉亚的遭遇里，我们可以把这位母亲的行为，看成对自己丈夫的不容置疑，是屈服于一种精神与肉体双重控制的表现。但那意味着我们就要把她看成一具提线木偶。这些事件促使我们反思一个看似不可能理清的问题，它直抵本书的核心部分：如何看待女人一直承受迫害的，但又非唯一的受害者身份？从莎菲莉亚的母亲身上，我们或许应当考虑：将女人看成无力反抗的存在，她们只能屈从于男权的控制；或是像这些故事里，把她们看成邪恶的、公然蔑视一切理解可能的“代理人”，究竟哪一个更接近于真相呢？

不过荣誉谋杀中，有关母亲的故事还有其他版本。荣誉谋杀事件最大的困境，在于证言的难以采集，因为作为证人的女人往往会处在死亡威胁之下。1999年，十五岁的图拉伊·格伦（Tulay Goren）失踪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事件直到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她的父亲穆罕穆德·格伦被宣布谋杀罪成立。而在给他定罪的过程中，来自死者母亲的证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行为毋庸置疑让她处在了危险之中，但同时也让她从所有的恐惧里解放了出来。“在我向警方说出真相之前，我始终都害怕穆罕穆德。”她在法庭上说，“但我说出真相后我就不再怕了……即便他会杀了我。”在法齐尔的《我的名字叫萨拉玛》里，母亲始终站在她女儿一边：“我亲爱的蕾拉，自打我怀上你，我的妈妈就祈求我赶紧在我的兄弟找到我之前离开。‘他会用他的来复枪打死你的，你必须走，不然你就会死掉。’”她想象自己在和自己被抛弃的女儿说话。“她想要来见我，”她在监狱里冥想，此时她的孩子已在一出生后就被人抢走了。“但我的父亲和兄弟肯定会阻止她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