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7/17页）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而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易的部分。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的”。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无比厌恶）。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但她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解。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6]争论的焦点。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