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9/17页）

※

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 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 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