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6/17页）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 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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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