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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袋将我的视野遮去了一半，我转动脖子，看了看窗外。晚霞将云彩染成粉红，那鲜艳的颜色一层一层地延续到西边的天空。一时间，我发着烧的大脑竟分不清自己是身处现实还是梦境了。

父亲不在了，他在外面又有了家。

每天晚上学习英语。

大雪纷飞，校园一片洁白，回家的路上我发烧了，路灯看上去朦朦胧胧的。

……唉，所谓祸不单行就是那么回事吧，我怔怔地想。

事实上，感冒治好后我还是不能说话。母亲和姐姐待我小心翼翼，医生自然暗示这里面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母亲的眼里噙着泪花。

大家都很不安，我似乎也被无法主宰自己身体的恐惧包围着。

然而母亲却劝慰我不要在意，她的达观态度使心烦气躁的我渐渐恢复了平静。我办了休学，白天待在家里，早晚出去散散步。

口不能言的自己正在逐渐丧失语言。

不能说话之后，大概有两天时间，我的思考还和能说话的时候一模一样。例如，被姐姐踩到脚，我会很清晰地想到“痛”这个词；看电视见到熟悉的地方，我也会用语言想：“呀，这地方就在那儿，改天去玩玩。”

由于发不出声音，我的感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能看到语言背后隐含的丰富的色彩了。姐姐的语言是亲切的，她和我说话时似乎隐在明亮的粉红色光中；而母亲教我们英语时的语言和目光则是沉静的金色；走在路边，用手抚摸小猫，一种喜悦流经手掌传向身体，那喜悦是棣棠花的颜色。

有了这样的感觉，语言所拥有的强烈的限定性便似乎有了不由分说的力量。

我想是因为年幼，才可以用身体感知语言吧。从那时起，我对从表达的制约中逃离而去的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是可以同时包含瞬间和永恒的工具。

而复原也是突如其来的。

那天下着雨，姐姐已经放学回家，我和她钻进被炉里等母亲，我躺着，怔怔地望着正在看杂志的姐姐，她哗啦哗啦地翻着书，发出有规则的声音，仿佛来自落下的水滴。隔着雨声，我能听到邻居家电视的声响。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蒸汽，屋里很暖和，甚至有点热。

母亲很快就会回来，她每天都是这样，两手提着装得满满的超市袋子，一脸疲惫。早晨剩下的酱汤、做好的家常菜、母亲自制的沙拉，还有水果。母亲在浓浓的香味中忙碌着，准备停当后喊我们吃饭，吃完饭学英语，看电视，洗澡，道声晚安后休息。正在我有点睡意的时候，我知道母亲回来了，听到拖鞋的声音，她走进了隔壁卧室。

这是种暖融融的幸福。虽然只有三个人，我们还是感到一种拥有很多的踏实感。

这时，姐姐说：“风美，在睡吗？”

“嗯嗯。”我回答。

发声过程没有任何特别，只是声音仿佛隔得很远，令人害怕，音色却熟悉而亲切。

“风美，你说话啦？”姐姐惊讶地问。

“好像是吧。”我半信半疑地回答。

“一直会说么？”

“嗯，只是发不出声。”

“感觉怎样？很难受吧。”

“嗯嗯，好像渐渐明白了很多事。”

记得当时我们故意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不少，仿佛为了证明我可以说话了似的。

“现在想起来，我们家好不容易脱离类似白夜的状态是在我恢复说话以后。”我说。

“我们家的情形也一样，我逃过学，装出还在上学的样子，谎报年龄找活干。”乙彦说。

“事情败露引起争执时，我才觉得第一次真正和祖父母融合到了一起。”

“是啊，”我说，“感觉真是很特别呢，就像是故事里的人物。”

“我？”

“嗯，好像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再次重逢。”我笑着说。

乙彦有点犹豫似的问：“庄司是自杀吗？”

“是啊，就在翻译那小说的时候。”

“当时你们在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