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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得很。”我回答说。

“我们那儿有几个人似乎觉得，特奥多尔这许多年来一直在免费搭车。”瓦格纳懒洋洋地说道。

这一回我什么都没说。

“国内的伙计们把他干的活搞了个回顾展。不妙啊，内德。很不妙。比如他在广播电台‘你好，匈牙利’节目里大讲特讲的一些内容。都是以前说过的。他们发现有段话和1948年《月刊》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分毫不差。原作者听广播时一下子就听出来那是自己写的东西，气得暴跳如雷。”他拿起番茄酱倒了许多，“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把他抓回来，一五一十问个清楚。”

“也许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运气不佳。”我说道。

“十五年可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内德。”

“他知道你们在调查他吗？”

“内德，‘自由欧洲’电台的人谁不知道？还有那帮匈牙利人？流言蜚语？你在开玩笑吧。”

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情绪。“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警告伦敦方面？你们为什么不提个醒呢？”

“内德，你得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过了。你得知道，消息传递过去根本就没人理会。你们这帮伙计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啊。我们清楚得很。”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瓦格纳所说情况的严重性。如果教授在广播节目里都会骗人，还有谁他不能骗？

“米尔顿，能不能问你个很笨的问题？”

“请便，内德。”

“特奥多尔到底有没有为你们干过什么漂亮活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是说在秘密工作方面，甚至是极为秘密的工作。”

瓦格纳沉思半晌，看来是决心先给教授一个“疑罪从无”的待遇。“恐怕没有，内德。有一次我们还真考虑过利用他当中间人去接触一条大鱼，不过我们有点不喜欢这老头儿的态度。”

“你这话信得过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内德？”

这就是教授给美国人干过的了不起的工作，我心想。这就是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可谁都想不起来他究竟干过些什么。

我马上给托比发了无线电讯息。我耗了许多时间拟写了好几条不同的电文，因为愤怒总是在干扰我的思维。现在我算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美国人不肯给教授发护照，为什么他会转而来找我们要护照。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一副料理后事般的态度，总是无精打采，毫无紧迫感：他这是在等着被解雇。我转述了瓦格纳说的情况，问托比总部是否知道此事。如果总部不知道，那么美国表兄就没有遵守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另一方面，如果总部知道，美国表兄确实警告过我们，那我怎么没接到同样的警告？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